解体
1982年第一天里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党的中央委员会再一次颁布关于农村的新的文件。这是人民公社历史上很值得注意的一页，共计5600多字，11条，内容既广泛又现实，甚至还能列举出若干方法解决农民卖农产品难的问题。然而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个文件的关键所在，是承认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们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干到组。这种表述在形式上是不偏不倚地容纳了当时乡下存在的所有意见，但是，毫无疑问，其真正的触目之处，却是在“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此中道理再明显不过，中国共产党治国30余年，还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文件中承认这两个东西是“社会主义”的。现在有了这个文件，“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地位终于上升至历史的最高点，此起彼伏，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一落千丈。共产党作出这种认可是在1982年1月1日，距浙江永嘉的第一次“包产到户”约为26年，距安徽小岗的第一次“包干到户”为3年。
事实上，结论在一个月前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已经产生。这次会议的气氛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亦属空前。由拥戴和反对人民公社而导致的两个阵营，起落之势逆转。河南、甘肃、贵州、山东四个省曾经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现在居然英雄般地在会上介绍他们的“包产到户”如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些最理直气壮地指斥过“包产到户”的人们，则冷冷清清坐在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研究中国农村历史的专家们都倾向于认为，1982年是人民公社制度垮台的“转折点”，其主要的依据即是1月1日颁布的这个文件。
但是，党的领导人仍然没有忘记，要在新年的第一天里为天平的另外一侧加上砝码。文件的红色字头下面注有批语，用以作为文件精神的补充。
“最近以来……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在总结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切实解决好。”
看来，直到这时，党的领导仍然期望在人民公社大厦内部施以改良，而不要使大厦的本身发生动摇。或者说，是想将“包产到户”和人民公社这两种制度合二为一。但是事态发展到眼前这种地步，又想要生产责任制又想要人民公社的计划，让那些身在乡村的人听来，是那样的不切实情。大多数乡村干部对此只不过苦笑一下，在一种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中走进了1982年。
减产
党中央发出的警告没有产生效果，公社基层组织的瘫痪并未“切实解决好”，甚至没有在新闻界产生反应。那个时候中国各地关于农业的新闻一再膨胀，以农村新闻为主和以农民为读者的报纸层出不穷，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这些报纸有149家，可是，这才过了3年，就增加到275家。但是在1982年，这些新生的报纸上一再出现的农村新闻，已经不是“包产到户”，而是“包干到户”。小岗的“幽灵”终于在中国大多数地方蔓延开来。农民在报纸的怂恿下得寸进尺地采取新的行动，让公社基层组织的权力更进一步旁落。
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史上，1982年应当被视为“包干到户”的一年。在这一年以及以后一段时间里面，八亿农民所做的事情，不过是重复了小岗村18户农民在1978年12月那个夜晚的所作所为。四百三十三万九千个已经“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中，有四百零四万一千个在夏季以前转而实行“包干到户”的办法，包括了至少五亿农民。这个数字在农民总数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七的比重，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又有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个生产队和至少一亿农民参加到“包干到户”行列里来。现在在全国农业书记会议上大谈“包干到户”好处的人，已经不仅仅是那些贫困地区，甚至也不仅仅是中部地区，也包括了一向以富庶著称于世的江南水乡宜兴。
一种旧制度迅速地土崩瓦解，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但是在当代共产党人执政史中，这还是首开纪录。表面上的动因，是党中央在1982年1月1 日承认自己把“包干到户”看作分田单干“完全是一种误解”，由此令整个乡下都有了天地大开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潜流至少在1978年12月即已积蕴在农民当中，党的文件揭开禁忌，仅仅是使人民公社大厦失去最后的屏障，终使潜流涌出表面。
毫无疑问，公社制度极大地遏制了家庭的权利、观念和传统，而以抽象的集体利益取代了以家庭为表现方式的个人利益。这一制度开创之初，流弊即生。农户被编入集体的行列，其劳作大部出于被动，即便有主动肯干者，也不会因此而有更多的报酬。毁灭家庭在经济与社会中的独立地位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快即由事实证明。其中骤然而至的灾难，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已有若干史家的记叙。但它在乡村中造成的绵绵无期的停滞，却从来没有留下一个确定的概念。按照当时的宣传，我们的国家是自1966年至1976年连续11年获得了大丰收的。但是，这一切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的20年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乃呈下降趋势。比如每个农业人口每年所生产的粮食减少了22公斤，棉花减少了0.05公斤，食用油减少了0.8公斤。
这些事实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官方所承认，已经令世人极为震惊，但是，实际的情况甚至比这些数字所显示的更加严重。考虑到政府20年中在土地上投入的综合物质因素，则农业的实际生产效率就更加可怜。
“自留地”
党的领导人部分地意识到家庭的能力，所以对农户采取了某些宽容的方针，其中之一为“自留地”的设立。这一制度的内容，是在集体的土地上辟出部分交由农家自己耕种。其数量依公社官员的好恶，大致每位农民可得几厘至一分不等，总计约为全部耕地的5%。农家在这狭小的土地上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播种任何作物，并且可以拥有全部产品而无须上交集体。农家以全然不同的心情在两种制度的土地上耕作，结果就令人惊讶地暴露出集体土地与“自留地”上农作物的巨大差异。根据官方的一项调查，农家“自留地”的收入，每亩大致为1000元至1500元。倘若可以属实，则占全国耕地5%的“自留地”就提供了农家至少50%的收入。就局部地区来说，往往更加令公社尴尬。比如国务院农业部的一位副部长赵修，在内蒙古乡村里极为惊讶地发现，农家“自留地”上的粮食产量竟然10倍于公社的收获。副部长说，因为农民在自留地里改造土壤，广施肥料。然而这件事情的戏剧性还在另外的地方。“第二年”，副部长接着说，在农家把“自留地”的土壤改造好之后，集体便将其收回，而将另外一些盐碱地分给社员用作“自留地”。结果是这些盐碱地再次被农家改造为良田，集体收回的良田则令人懊丧地再度沦为劣地，“自留地”上的产出仍然大大地超过了集体的土地。难怪赵修在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不免对人民公社制度败坏生产力的程度连连感叹：“为什么社员‘自留地’的庄稼普遍地比集体地的庄稼长得好呢？”此中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的付出，也是心灵和智慧的付出。凌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