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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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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摄影》杂志社副主编闻丹青1979年下乡采风时拍摄到的一张照片，题为《好年景》，是农民包产到户后的一个缩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秘密聚会，按下手印订立秘誓：实行分田到户，如有谁因此坐牢，大家得一起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周岁。两年后，在湖南长沙，也有一个生产队偷偷搞起了“包干到户”，却被上级看作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求每家每户签名“承担责任”。当年发生在小岗的那悲壮一幕，如今已被公认为中国农村大变革的一个标志性起点；而28年前长沙县开慧公社张家塝生产队23户农民的那一份签名单，则掀开了长沙农村巨变的崭新一页！
张家塝——湖南的“小岗村”
记者黎铁桥 李杜
张家塝：麻着胆子搞“分田到户”挨批
9月底，记者来到长沙县开慧乡张家塝村民小组采访，获悉这里在1980年8月“双抢”过后就实行了“分田到户”，“可能是湖南省最早搞‘分田到户’的地方”，记者当即决定去采访“分田到户”事件的当事人。
开慧乡葛家村张家塝的农民向志武介绍：“那时张家塝生产队有23户农民，一年累到头，年终决算时人平分到现金63元，有10户农民还拿不回口粮。”
“再要把农民捆在一起吃‘大锅饭’，非饿死人不可。”1980年夏季，全队的双抢刚刚“搞上岸”，队长缪立亮和生产队的几位副队长、会计等一商量，决定“把‘堂屋’分下去，让各家各户今后自己去摆自己的宴席”。很快，公社、大队将“张家塝事件”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立即要求“收回”田地恢复集体经营。上面派大队治安主任来张家塝，要求每家每户都签名，表明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队长说：我们就搞“包干到户”
今年74岁的罗俊扬是长沙县人民法院的退休法官，1980年代初期他正好在长沙县福临铺人民法庭工作，经常去开慧公社各大队、生产队进行纠纷调解。罗老回忆道：张家塝生产队搞“分田到户”，是冒了巨大风险的，不简单啊！
1981年正月，在长沙县福临铺人民法庭工作的罗俊扬，到开慧公社张家塝生产队调解纠纷，落脚在队长缪立亮家。一天，缪队长猛然问：“老罗，你是法官，‘分田到户’到底犯不犯法呀？”还没等罗法官回过神来，缪队长又说：“张家塝生产队地处长沙到汉口的古道旁，本来水旱无忧，但去年早、晚两季稻亩产仅821斤，主要是吃‘大锅饭’大家心不齐，社员出工不出力。照这样再搞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穷哟！”
时间过去了近30年，罗老对当时“分田到户”的记忆仍旧相当清晰。“我是司法工作者，对当时长沙农村出现的‘分田到户’趋势已有了解，此时也不敢信口作答。于是便回答道：最近上面说了，全国有少数地方搞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但绝不是‘分田到户’。缪队长是个‘灵泛’人，立即说，那我们也不叫‘分田到户’，叫‘包干到户’好了。”
一年后，人均收入增加近三倍
1981年的春耕时节，罗俊扬又一次来到张家塝生产队，问起生产队搞责任制的情况。一位社员说：“公社派人来查过，不准我们搞，但生产队社员都不愿意。这里就是我的责任田。”老罗明白：张家塝生产队确实已经偷偷地搞了“包干到户”。
“包干到户”让张家塝生产队尝到了甜头。到1981年底，张家塝生产队社员的年平均收入竟然有了200元左右。
向志武带着记者走访了几位当年“包干到户”的见证人。遗憾的是，当年冒险搞“包干到户”的老队长缪立亮已于去年去世了，还有几位当年参与“主事”的老人也不在了。但这个在长沙地区最早实行“包干到户”的地方，村民们如今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一幢幢农家小楼、一户户富裕光景，无不向人们展示着张家塝人的美好生活。
长沙特色：“一家班”
饶丽
整个中国农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各种劳动模式层出不穷。除了众所周知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分田到户”，长沙还有独特的“一家班”。1979年的《长沙日报》刊登《一个年年赚钱的集体猪场——介绍张仕斌“一家班”养猪经验》的文章，讲述的就是当年望城县新康公社梅树大队张仕斌家养猪的事情。整个猪场除了一个会计外，其余的人都是张家的，他们家总共有37人，21人在猪场做事，是名副其实的“一家班”。
2008年9月，为了寻访“一家班”和当年“包产到户”的见证人，我们驱车赶往望城县新康乡六合围村，当年的梅树村现已成为该村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当年的长沙市农业劳模，“一家班”的带头人张仕斌早已过世，我们采访了原梅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严敬武。
“张仕斌从1956年开始就在养猪了，只有他最有经验，所以我们大队的猪场就一直让他家在搞。”严敬武说别的生产队养猪都是亏，而张仕斌22年里（1957—1979）年年能为队上赚钱，总共交给大队利润85130元。所以，虽然几十年中不断有人说“一家班”姓“私”不姓“公”，但它最终还是保存了下来。
梅树村的包产到户是1983年春进行的，严敬武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忙完了地里的活，梅树大队的村民都聚集到了梅树小学的操场上，会议还没有开始，一些敏感的村民就悄悄议论开了：“莫不是要学四川的，搞么子包产到户不？”就在大家的议论声中，“包产到户”开始实施。一年以后，梅树村就出了第一个种养“万元户”易树桃。从此，不仅张仕斌、易树桃过上了好日子，梅树大队的变化也是一年一个样。采访结束时，严书记用一副对联来表达自己30年来的感受：
改革开放，国富民强，祖国处处山河秀；
联产承包，人兴财旺，农村户户奔小康。
名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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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陈云写出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指出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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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林毅夫本名林正谊。在1979年5月16日夜，他只身抱着两个篮球从金门岛跳海游到了距离两千米外的大陆厦门，改名为林毅夫。2008年2月4日，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任命的首位发展中国家籍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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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久
年广久因经营“傻子瓜子”雇工超过8个而在当年被称为“资本家”和“剥削分子”，直到1982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并举了年广久的例子。年广久因邓公一言名留中国改革史。
中国志
●中美建交和小平访美
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国际形势进行讨论，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以及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换文，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等。
●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地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产给予奖励，即“五定一奖”。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召开座谈会，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设立经济特区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恢复
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1979乍暖还寒又一春
饶丽
柳梢绿小眉如印，乍暖还寒犹未定。
谈及1979年，我总会很容易地想到这首词。大概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一声春雷惊醒了浑噩中的国人，然而，左倾思想余毒却依旧在中国大地流传，于是，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一年中国前行时的艰难。
那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同志到美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他那潇洒自如的风度，大胆和幽默的谈笑，给外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被外国人称之为“邓小平旋风”的出访带给国人的震撼也许比外交上的冲击影响更大。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掀起另一场风暴：以万里为代表的一批干部甩开包袱，在安徽省山南公社搞起了包产到户试点，因这与1978年的“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精神不符，甚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口诛笔伐。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如果说中国农村的改革是一场饥饿逼出来的自发革命，设立深圳特区则算得上另一个佐证。
“死了以后，骨灰也不要吹到这边来。”站在如今的深圳街头，我们已很难想像上世纪70年代末，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逃港的村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说这番话的。从“杀开一条血路”一穷二白搞建设，到 “深圳速度”、“深圳模式”……当建设者们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与指责，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时，邓小平同志的那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无疑是这批拓荒者们最大的动力。
30年的改革与探索，已经将深圳这座昔日的小渔村打造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标杆。30年的发展与进步，已经将海峡两岸的距离大大缩短，当首个大陆赴台旅行团踏上宝岛台湾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记得1979年1月1日《告台湾同胞书》中的殷殷期盼？
一切的奇迹缘自一个民族对于腾飞的渴望，所有的绿芽都是春神战胜严寒后绽放的笑靥。乍暖还寒之后，春光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