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北川不会发生毁灭性灾害”
又一任力主搬迁的县委书记调离，历届继任者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发展经济和争取羌族自治县上。
《北川县灾害地质考察报告》认为“……因地震发生大规模的山体滑移的可能性不存在”、“……不会发生因山体失稳而毁灭北川县城的灾害”，给北川县城是否迁移下了定论。
因选址问题引发的这场争论，最后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县城迁址流产。
在马敬洪看来，迁城搁浅的原因或许有两个，一是资金问题，当时搬迁的初步预算是1.2亿，这个数目“有点高”；二是选址问题。
提及往事，马显得颇有顾虑，称“太复杂”而不愿多言。
当年参与此事的北川当地干部对搬迁流产的普遍解释是：北川迁城的报告上交之后，省政府对搬迁经费的意见是省里出一半，绵阳市里出一半。绵阳市里由于拿不出钱，搬迁遂告失败。报告也最终未能交至国务院。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此事还有一段插曲。
北川要求迁县城的报告上交绵阳市后，1988年4月，绵阳市地质学会专家对北川县城曲山地区山地灾害进行了为期五天的科学考察。马明理作为北川代表参加了这次考察。他的任务是为专家带路。马还记得，当时曾对专家组负责人半开玩笑地说，北川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中了。
考察之后，与北川县有关领导进行了座谈，原人大副主任席元厚、原副县长王光甫均曾参加，二人均称，当时专家的意见非常一致，认为曲山地质灾害严重，应该尽早搬迁。
不过，专家组就此次考察编写的《北川县灾害地质考察报告》，结论却与之相反，南方周末记者从这份报告原件中上看到，专家组尽管承认“北川县城关历史 上曾发生多起重大山地灾害”，“近年来危石崩塌、泥石流等灾害时有发生”，但考察结论却认为“……因地震发生大规模的山体滑移的可能性不存在”、“……县 城周围山体不存破坏山体整体稳定性的水文地质……不会发生因山体失稳而毁灭北川县城的灾害”。
为考察队带路的马明理事后看到了这份报告，阅后颇感心安，以为民间传言实不足信。而大地震后回顾此事，马明理大叹北川“吃了专家的亏”。
当时担任北川重要领导职务的马敬洪、王光甫、佘良等均对南方周末记者声称，他们并没有看到过这份报告。
10年之后出版的《北川年鉴》对地质学会到北川考察一事作出如下记载：……报告从曲山东西两侧山体的构造、现状、水文、工程等方面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了“局部性灾害存在，毁灭性灾害不可能发生，局部灾害可以预防和治理”的科学结论，给北川县城是否迁移下了定论。
1988年8月，马敬洪调离北川，北川此后一直到地震之前，迁城一事再无人过问。历届继任者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发展经济和争取羌族自治县上。
1995：最后的机会
5·12地震中，茅坝新区虽然亦损失惨重，但由于景家山岩崩面积较小，只掩埋茅坝中学一个单位，加上街道较宽，便于逃生，人员伤亡比老城区要轻。不过，也正是由于新区的开发，意味着北川已无另迁新址的可能。
《北川县灾害地质考察报告》中，除了认为北川县城“不会发生因山体失稳而毁灭北川县城的灾后”外，还认为茅坝新区可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区。
1991年，由于城区用地紧张，在时任县长梁安礼的力推下，北川县政府决定开发茅坝新区。坊间流传，当时新区一片荒凉，各单位都不愿搬过去，县长梁 安礼曾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搬，我们政府先搬，别等哪天包了饺子你们后悔。1995年，北川县政府迁至新区。新区面积与老区相当，亦为0.35平方公里。
早在1980年代，在时任教育局长的李德怀任期内，包括茅坝中学(北川中学新校区)等在内的三所学校即作为先行军在新区修建。茅坝中学即建在景家山“乱石窖”上。5·12地震时，崩塌的巨石将学校整体掩埋。
李德怀如今承认，从安全角度，茅坝中学的选址确有问题，但因为是前人选定，加上县城地皮紧缺，他未另选他地。如今，他后悔没有拒绝盖这所遭受灭顶之灾的学校。
不过，在5·12地震中，茅坝新区虽然亦损失惨重，但由于景家山岩崩面积较小，只掩埋茅坝中学一个单位，加上街道较宽，便于逃生，人员伤亡远比老城区要轻。不过，某种意义上，新区的开发，也意味着北川已无另迁新址的可能。
近十几年来，因为已经面临无地可用的窘境，北川开始往山上“发展”。老城区如民政局、幼儿园等单位，都盖在了山脚下。多位县城居民证实,就在地震发 生之前，垮塌处的沈家包山脚下正在修建“安居工程”，山体因此被挖进了十余米。地震时，施工人员和未盖起的建筑一起被泥石掩埋，如今已了无痕迹。
1992年，北川地震办邀请四川省地震局专家到北川考察，确认北川大断层确实从县城经过。并据此写出《北川县城地震危险性分析》。据马明理回忆，当 时专家考察后认为，北川原县委大楼和县人民医院、邮电局等诸多重要单位，就处在这条危险的断层上。在5·12地震中，北川大断层所经过的广电局、县委、医 院等重要单位，在强大的地震波冲击下，全部垮塌。北川由此彻底失去了自救能力。学界关于断层处不能建房的论点，得到一次极其残酷的印证。
任地震办主任期间，马明理曾按防震减灾要求，让各单位把大楼盖到四层以下、避开断层带、按地震烈度区划图要求设防等，为此没少跟城建局长吵架，成为历任地震办主任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个。他关于防震的一些言论，被视为影响县城发展的“杂音”。然而，“楼该怎么盖还是怎么盖”。
2000年以后，北川为发展经济，正准备实施“曲山-擂鼓一体化”方案，计划将县内工业和有关机构迁至擂鼓，并修筑了一条大道。若实施，县城密集人口将渐被分散。不过，地震没有给北川更多时间。
2008：新址未确定
“行政区划调整非儿戏，就像一把椅子坏了，你不能把另一把拆掉来修复它。”
5·12大地震发生已4月有余，灾后重建正如火如荼展开。然而，需异地重建的北川新县城，选址何处至今仍未有定论。北川县城陨没之后，南邻安县的安 昌镇，成为北川的临时县城。安昌原是安县的老县城，2002年，经绵阳市上报，国务院批准，安县成功将县城迁至靠近绵阳市区的花荄镇。这次搬迁至今仍然充 满争议，有对迁城不满的安县老干部戏言：安县这次迁城的最大成果，就是为北川空出一个县城。
不过安昌成为北川县城，目前仅仅是安昌人的一个愿望。震后，围绕北川新县城选址，曾出现多个方案，一说为北川南部的擂鼓镇，一说为安县邻近北川的永安镇，一说为安昌镇，呼声较高的一种说法，则是安昌东南黄土乡的板凳桥村。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以上方案均系备选，北川县城选址至今仍无定论。而选址问题的棘手与复杂，也远超出外界估计。
地震之后，由于山河改观，北川已经难以找到一块适合建县城的平地。在各个备选方案中，只有擂鼓方案系在北川境内，其它均在安县。由于擂鼓镇被认为水 源不足，且和曲山一样处在地震断裂带上，北川许多干部对此方案强烈反对。北川县委组织部部长王理效更是对南方周末直言：新县城若选擂鼓，得分将为零。
然而若将北川县城选在安县，重新调整安县与北川的行政区划则成为必然。这意味着安县将继1952年把擂鼓镇划归北川之后，再度“割地”予北川。
绵阳市不少老干部对北川在安县境内建县城提出质疑。“行政区划调整非儿戏，就像一把椅子坏了，你不能把另一把拆掉来修复它。”曾在北川工作过的一位绵阳市退休官员说。
5·12地震之后，由于形成了唐家山堰塞湖，原道路被阻断，从安昌到禹里乡，原本几十公里的路，现在需绕行六百余公里。北川关内边远百姓到临时县城办事，耗时之久，成本之高，相当于从成都乘火车去一趟北京。正因为如此，坊间亦传有“北川老百姓将被县政府抛弃”的说法。
此外，将北川县拆分曾被视为解决迁址难题的办法之一。然而，考虑到北川为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的特殊地位，加上“重建一个新北川”的指导方针，这一想法目前已被认为断无可能。
最终方案仍无头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北川作为一座城市已经死去，关于它究竟应该在哪的争吵和纠葛，持续了已经五十年，而至今仍未停歇。
老书记马敬洪是四川射洪县人，在北川并无亲属。在得知北川县城真的被“包饺子”之后，已经离开北川二十年的马敬洪号啕大哭。这位原本最有可能使北川迁城成功的老人说，他这一生总共哭过三次，前两次均为亲人离世，这次却是为他工作仅四年的北川。
(注：9月24日，北川突降暴雨，县城遗址被泥石流冲毁，继5·12大地震后再度改观。)
(感谢北川县政协研究室主任彭盛才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