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6年只干一件事
——原“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王梦岩的回忆
《星火燎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部革命回忆录文集。它前后发行了600多万册，被译成13种外文，出了29种版本在国外发行，有30多篇作品被选进了中小学课本里，十几篇作品被改成电影电视剧。史学界说它是“党史、军史旁编”，文学界称赞它是“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
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黄涛从一开始就是带头人。
那还是1956年，中央军委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征文活动，准备在纪念建军30周年时，出版一部反映解放军革命斗争历程的回忆文集，也就是后来的《星火燎原》丛书。
消息一发出，投稿像雪片似的飞过来。不到一年，来稿就收了3万多篇。总政治部专门成立了“三十年征文编辑部”，后来改叫“星火燎原编辑部”。黄涛当时是总政宣传处处长，这项工作由他主抓。
那时不像现在，资料多，查找方便。那时党史、军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好多东西根本无从查起，我们这些中青年的编辑们都不熟悉革命史。
黄涛也不熟悉，但他想办法。他请来专家作报告，又组织到老红军、老革命家去走访，让大伙儿突击学习党史军史。日积月累，编辑们都成了专家，有好几个后来调到了科研院所去，成了党史军史研究领域的权威。
那会儿，编辑部工作量非常大，所有人加班加点地干，“半夜收工”是寻常的事。这期间，黄涛事事带头。他工作最不要命了，吃住都在办公室，几个月也不见他回趟家。
那些日子，我们出去组稿、寻访，黄涛每次都交代得详详细细：事情的前因后果，找谁，谈什么，怎么谈。他让我们在向老同志约稿时，不要定框框，不要随意删。选稿时，眼光要放长远，各个部队、各项工作都要涉及，既要有大人物、大事件，也要有小人物、小故事。
他看上去白净净、文绉绉的，其实倔得很。庐山会议后，有人让他把稿子里彭德怀的名字删掉。他说：“历史就是这样的，怎么能编造着写？”顶着压力，他坚持要保留彭德怀的名字。为这，他在“文革”里还挨了整。
编辑部被遣散，黄涛最担心的就是那些原稿和资料。放在他自己家里的，他让女儿藏到木地板下面。办公室的资料，他特别嘱咐我“要像保命一样地保住”。
那次谈话我印象特别深，他千叮咛万嘱咐，最后是流着泪走的。后来，我把资料转移了地方，像个职业保安似的看守了10年，上万份文稿，一件都没损失。
“文革”刚结束，他就递交了“关于修订再版《星火燎原》的报告”，编辑部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1982年，《星火燎原》一至十卷全部完成。从1956年到1982年，整整26年，编辑部几十个编辑，只有他一个人从头走到底。
这26年，他就做这一件事。
我敬佩他。
毕生为英雄歌唱
——解放军出版社原副社长范传新的回忆
1983年，我当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时，黄涛离开副社长的行政岗位，转成了顾问。接到命令，他二话没说就搬了办公室，工作还是那么积极，给我们新班子出了无数个好点子。
他这人，待遇啦、职级啦，什么都不计较，就是工作上较真得不行。一次，打字员把一个反面人物的名字打错了，黄涛用红笔圈出来，又在旁边注上：“编写英雄传，一定要细之又细，不能出半点纰漏，就是汉奸特务的名字也不能搞错。”
我们经常诧异，黄涛一个“老”编辑家，能有那么“时尚”的编辑理念。市面上刚刚流行十六开的图书，他就主张他正在编辑的《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要使用这个版式，书里还插了非常多的引言、解读、插图等。
他说，红色经典的宣传也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深入人心。
黄涛快离休时，社里建议他把自己编辑英雄史传的经历做一个理论总结，给年轻人留点借鉴，他就写了一本叫做《史传写作回顾》的小册子。他编了一辈子书，只有这本小册子署名是自己的。
黄涛1987年离休，20多年，他又干出了一个事业“黄金期”。《解放军烈士传》10卷，《革命烈士传》10卷，《苦斗十年》上下两卷和《解放军烈士传》《革命烈士传》《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解放战争英雄传》……都是堪称经典、不可多得的好书。
他的身体不好，患有冠心病、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前几年又患上了肾功能不全、双下肢弥漫性闭塞……他的肾里安了一个支架，两腿安了两个支架，两脚都是冰凉的，三伏天还要穿棉鞋，就是这样，他还主持了《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解放战争英雄传》的编辑出版。
他就是这样，什么时候都把工作看得无比重要。
2007年11月，他被确诊为膀胱癌晚期。医院建议他做膀胱切除，否则只有几个月的生命。黄涛对我们说：“切除膀胱，就只能天天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成了，那跟个废人有什么区别？我准备用剩下这点时间，把《星火燎原》从头到尾梳理一遍，为社里出《星火燎原》全集再做点儿最后的贡献。”
他爱这个事业，爱到痴迷。这其间，他必然感到充实，感到快乐。
我羡慕他。
纯粹的共产党人
——黄涛二女儿黄晓燕的回忆
小时候，对爸爸的印象是很淡漠的。
他几乎天天加班，一年到头很少回家，偶尔见一面，他说不了三五句就转到工作、编书上去了。我们的生活他从来不管，学习也是基本上不过问。不过，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爸爸是个值得崇敬的人，是一个纯粹的、标准的共产党人。
他淡泊、清贫、刚正。为了编书，他把行政职务辞了，中间又遇到“反右”“文革”，在正师职岗位上待了将近30年。他说：“我要是想当官，还投奔八路军干什么？当年就去找阎锡山了。”
1990年他获韬奋出版奖，得了3000元奖金，他全部捐给出版社，设立“星火燎原奖”，奖励年轻有为的编辑——你看，他设个奖都离不开“星火燎原”。后来，他又捐了一大笔存款给山西老家的小学，设的还是“星火燎原”助学金。
他对自己都这样严苛，我们做儿女的就更不敢向他开口了。我们姐弟4个没沾他一点光，路全是自己走出来的。
我从部队转业后，分到北京公交汽运公司下属的一个培训大队做队医，一到忙时就得上车帮忙卖票。我从小就身体虚弱，末梢循环不好，冬天冻得手上全是冻疮。我疼得受不了，就求他帮我调一份工作。他却说：“爸爸管得了你一次，管不了你一辈子。可只要有过这么一次，爸爸就再也对不起党，对不起那些先烈们了。”
现在有的人不理解这种境界，但我们姐弟几个现在已经非常理解爸爸。几十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在跟那些英烈的故事打交道。他总是觉得，和牺牲的烈士们相比，自己这点贡献算得了什么。
住院的那段日子，医生给他做ＰＥＣＴ检查，他听说做一次要1万多元，后悔了半天，以后说什么也不做了。
他长时间尿血，医生让他喝营养液。他打听到一瓶营养液要五六百元，就坚决不喝。我妹妹哭着劝他：“不花公家的钱，咱自己掏钱还不行吗？”他却说：“能吃饭营养就能跟上，用不着吃贵药。”
他没有照顾过我们，没有亲手扶持过我们的成长，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平和坦荡的心境，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一种大写的人生观，和一个无比光辉的父亲的形象。
我深爱他。
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