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田享华
编者按：因涉嫌歧视抑郁症员工，著名跨国企业IBM公司被诉至劳动仲裁部门。6月1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IBM(中国)公司败诉。这是我国发生的首起抑郁症反歧视的法律行动。
本文是由本刊特约记者深入采访原告袁毅鹏后，整理成第一人称而成,并且已经过当事人袁毅鹏的认可。文中叙述仅 代表当事人个人观点。
我给一些人发过一封题为“如果我坚持不住了……”的邮件。我说：“很抱歉，得了这个病后我变得非常脆弱，以前 的我不是这样。如果我坚持不住了，请帮助我完成诉讼的心愿。”
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病，而我的病又遇上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样的公司，于是就有了这场官司。
“我得了抑郁症”
我的病是抑郁症，可能很多人是通过央视的主持人崔永元了解这种病的。不过，我没有崔永元那么幸运，有那么多人 关心，央视还会因病而特别优待他。而我却因为抑郁症丢掉了自己的饭碗——IBM中国有限公司因为我被确认患上抑郁症后 ，就处心积虑地让我离职。
当然，故事还要从头说起。早在2006年6月，我刚从武汉大学毕业，阔别了相守6年的校园，我踏上了前往上海 工作的旅程。
那一刻，我满怀憧憬，签署了5年的劳动合同，担任R&DEngineer(研发工程师)，月薪近万元。
老实说，我很喜欢这项工作，喜欢待在办公室里。IBM没有要求员工加班的惯例，但是，每天回家之后，我还是喜 欢通过公司内部网账号继续工作。作为一个IBM人，这是我的骄傲，在这个优秀的团队里，与一群杰出的同事合作，我发现 通过工作可以实现生活的意义、创造自己的价值。
上学时，我喜欢看《科幻世界》，还喜欢玩游戏、打篮球。但是，在刚开始工作的一年里，我没有买过一期科幻杂志 ，没有玩过一个大型游戏，也没有出去打球，一切都是围绕着工作转。就像IBM的名称一样，我像一台机器一样地工作。虽 然外人看来可能显得枯燥，但是我乐在其中。
来上海的时间一年了，但是，上海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陌生——我不太爱出门。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我决心挑战一下自己，到了这个新环境，没有告诉家里我的地址，也不常给家人打电话，也很少 跟同城的其他同学联系。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让我的身体出了些问题。2007年3月，我开始出现头闷的症状，最初我也 没有太在意，以为是休息不够，但很快发现没这么简单——即便前一天睡足八九个小时，起床后还像是没睡过一样。不得已， 我去医院检查，医生建议我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检查。在那里，我被确诊为双向性情感障碍，表现为抑郁症。
我认为这主要缘于自己没有处理好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只要自己调整一下，再吃些药，一切就会回到原来的轨道。
症状也确实在逐渐好转。但是，大概在2007年6月份，抑郁症卷土重来，而且加重了一些。我就将患病的消息告 诉了我非常尊敬的某位经理。
一开始，经理为我找了心理咨询师，并安排多位同事与我聊天，我很感激这一点，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正常的人际交往 使我走出抑郁的阴影。但是，这种善意的关怀与帮助又给我增加了不小的压力：频繁的谈话令我不胜其烦，并且使我无法在持 续、专注的状态下完成每日的工作，而工作是我最在乎的事情。
“我丢了饭碗”
2007年6月19日，由于与一位香港经理发生争执，我将辞职信发到了直属经理的信箱。不过，到了6月22日 ，与直属经理面谈之后，我同意收回辞职报告，继续工作。后来，心理咨询师告诉我，当时愤而辞职其实也是缺少认知力、判 断力的，也就是说它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
6月26日，IBM公司上层也确认了我的辞职报告无效，但却又让我停职，以接受进一步治疗，说最快两周，最慢 两个月就可以回来工作。
2007年8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为我开出了“建议边工作、边治疗(缓解期)”的鉴定，认为我可以重回工作 岗位。他们认为，在集体环境中工作、生活，与周围的人保持正常交往，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在稳定病情、重拾信心方 面是有相当重要作用的。
我以为我马上可以回到IBM，重新开始职场生活了。于是，我联系了IBM公司经理。但一周以后，我收到的回音 是：直属经理代表公司要求我自动离职。
这样的结果让我非常意外。于是，我继续向这名经理争取，结果是一次次失望，我只好选择向公司上层反映。
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让我离职仿佛已成为整个公司的共识。我很无奈，陷入了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的境地。最为麻烦的是，我原本已经稳定，甚至可以说痊愈的病情又开始复发，甚至加剧了。
为了缓解这样的焦虑，我特地买了一只小狗，没有同事跟我说话，那我就和狗狗说话，希望它可以缓解那难以名状的 孤独和恐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心理的焦虑还未缓解，“经济危机”又接踵而至，因为12月1日，我发现自己仅收到17 00元的上月工资。
要知道，《劳动法》规定，工龄两年以下者，病假期间应发原工资的60%，这1700元，无论如何都对应不上我 原来近万元的工资。
于是，在恢复工作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同时，我就像农民工一样向公司讨要“欠薪”。我写信，希望公司能体谅我房租 到期、药费昂贵的苦衷。但是，这些邮件没有任何回音。
没有办法，我只好在工作了一年之后，开口向家里要了1万元钱，换了个房租低廉的地方居住。本来我是满怀希望， 以为回去工作之后，就能让自己恢复状态，没想到公司却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这也促使了我抑郁症不断加剧。尤其是 后来，公司竟然不断要求我签署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我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2008年1月11日，我又一次拒绝了在协议上签字。走出公司大门之后，脑袋一片空白，无法自控的我吞下了4 0粒氯硝安定。后来，才知道我被好心的路人发现并报警，警察来了再送我到医院才抢救过来。现在想来，那一天，我就“已 经死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躯壳，只懂得战斗的躯壳，脑袋中都是斗争与反斗争，我讨厌现在的自己，非常讨厌。
因为这次自杀的经历，公司通知我远在武汉的家人，妈妈赶来上海，将我接回了武汉。
但那时，我还是希望能够协商解决，不断给公司高层写信，希望回去工作，但公司的态度还是拒绝。不过，奇怪的是 ，我又在2008年1月、2月获得完整的工资，依旧是没有任何解释。但是年底的双薪和奖金却又什么都没有，其他的福利 更无从谈起。
这一次，医生鉴定我为抑郁症复发，并且说我即使治愈后仍要持续服药三年。在武汉的家中，我没放弃申诉，但是始 终没有人搭理我。
正月十四(2008年2月20日)，在被又一次告知“公司的决定不能更改”，已经丧失了所有自信与尊严，无法 自制的我再次服氯硝安定60粒，后被妈妈发现，送至医院抢救。因为体内可能产生了抗体，此次服药没有对身体造成太大损 害。
自杀第7天后，我收到了IBM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协议书，理由是我“多次严重违反公司纪律，扰乱公司秩序，且屡 教不改”。看到此恶意中伤信件，连一直反对我打官司的父亲都愤怒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决定打下这场官司，“我们不能永远卑微地活着”!
“我不是为一个人战斗”
2008年3月初，我先去找律师，然后写好了申诉书，还找到了一家名为益仁平的公益机构为我做后援，以陆军先 生为首的这家机构常年战斗在各条反歧视战线上，做过不少反乙肝歧视、反容貌歧视的案件。这一回，我感觉“我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我的目的也不仅停留在为一个人争取合法权益。
我希望通过这场官司，能做到两点：1.普及抑郁症知识：每年中国有20万人自杀，其中16万人是因为抑郁症， 只有5%的患者得到了正确治疗，而抑郁症患者中80%有自杀倾向，15%最终选择自杀，如果能普及这些知识，可能挽救 不少人的性命；2.促进全国《精神卫生条例》出台，目前只有上海、北京、宁波、杭州等城市有相关条例，希望更多人关注 并且完善它，如果可能，让《反歧视法》也能尽快推出。
当然，我的申诉书上，还得写我自己的诉求：“作为研发工程技术人员，急需通过工作不断更新知识，保持竞争力； 作为抑郁症患者迫切希望通过工作保持社会联系，工作也是最好的辅助治疗手段。被诉人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拒绝申诉人恢复工 作、剥夺申诉人工作的权利，无疑使申诉人雪上加霜。”我请求仲裁委员会依法确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无效，并恢复申诉人的 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并赔偿申诉期间的经济损失。
3月7日，上海浦东劳动争议仲裁委受理了我的申诉。5月30日，劳动仲裁正式开庭。IBM方面宣称，IBM与 我的劳动合同，依照规定，在我递交辞职报告30天后已自动解除。而之后IBM以病假形式为我发放工资、报销医药费，均 是公司对我的不幸表示人道主义关怀，并不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责任。而2008年2月28日发出的“多次严重违纪 ，屡教不改”解约通知书是对我自动辞职的“重申”！
我的律师陈庆广则认为，我提出辞职申请后又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已撤回辞职行为，辞职并未生效，申诉双方之后仍在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因此IBM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是违法的，是为了执行其“不录用抑郁症员工”的歧视性政策。2008 年6月18日，上海浦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我与IBM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IBM应补发我自2008年2月起的工 资共计57332元。
7月2日，IBM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向我发来短信与电子邮件，说“公司已经将一份通知EMS发往我在上海和武 汉的联系地址，请注意查收，谢谢”。
不过，我还不知道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7月下半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