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动迁的背后推手
既然省会迁移是一种历史趋势，那么，上世纪50年代，省会动迁的背后推手究竟是什么？国家在新老省会之间的取舍，究竟是哪些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
叶裕民认为，建国初期的省会动迁第一大推动力就是交通技术因素，“从历史发展来看，每一种交通技术的兴起，必然伴随着一批城市的兴起与衰落，运河时代的江苏扬州、山东临清都是大都市，但是随着海运替代漕运，海港代替河港，很多沿海城市兴起了。后来，铁路的兴起又带来一大批城市的起落兴衰”。
的确，建国前后，交通因素成就了好几个新省会。哈尔滨凭借南满铁路和滨洲铁路，兼得松花江交通之利取代了齐齐哈尔；位于京汉铁路和石太铁路交汇点的石家庄一跃成为河北最大的交通枢纽；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开通后，身得交通便利的郑州就取代了黄河边的开封；而南宁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交通通道，轻而易举地从桂林手中夺走了省会地位。
其次，区位居中带来治理的便利性，也是省会动迁另一大原因。纵观中国百年来省会变迁的历史，没迁移过或没受到迁移威胁的省会城市不多。由于青海、宁夏、海南建省较晚，如果西宁、银川、海口忽略不计的话，中国仅有八个城市在一百年时间里独享不容挑战的省会地位，这八座城市是太原、西安、兰州、南昌、杭州、贵阳、长沙、武汉。除了杭州，其他城市全部处在中间部位，没有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刺激，也没有西部、北部边防压力，这些省会的巨无霸地位至今不可动摇。除此之外，这八座城市还有另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占据了省域地理空间的几何中心位置，在区域治理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叶裕民教授认为，在交通技术与治理的便利性两大因素之外，工业化的动力也是省会迁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刘维新副会长回忆说，1954年前后是省会搬迁最为集中的一段时间，而这个时候正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五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也被国人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156项工程及配套项目的选址和建设，相当一部分城市是省会城市。哈尔滨、长春、郑州、南宁、石家庄这些铁道边的新晋省会都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一五”时期，也对中国省会的城市功能转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在政治职能得到强化的同时，其经济职能也获得进一步的加强。新的政治经济职能，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生产性工业城市等系列政策共同驱动，使行政中心城市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迅速实现了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许多行政中心城市摇身一变成为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
功能决定论与老省会的“宿命”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小城市分会副秘书长罗亚蒙认为，城市功能变迁是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毫无疑问，在行政权力主导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国家，城市的政治功能永远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城市最重要的竞争力。一个城市，一旦成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他就具有了不可抗拒的竞争力、吸引力，从而也就有了巨大的活力。抛开老省会不说，城市功能的剥离对所有城市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罗亚蒙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位于长江之滨的湖北省沙市市曾经是一个经济发达、朝气蓬勃的“国家文明城市”，“活力28，沙市日化”这句广告语在上世纪90年代人人皆知。但1996年，沙市并入荆州地区，成为荆州市的一个区，随着政治功能的萎缩，沙市迅速没落，今天已经不为人知。沙市的变迁，给老省会城市的启示在于，老省会城市发展也亟需摆脱政治中心的功能依赖，亟需在政治中心以外的功能选择中寻找新路。
功能变迁决定城市兴衰，难道这就是老省会的“宿命”？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刘彦平研究员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分析说，“不管是老省会还是今天的省会城市，以往的发展更多的是来自一种体制内的力量，但这种路径依赖是不牢靠的，他所取得的优势不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优势，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随着权力对资源配置能力的逐渐弱化，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力的逐渐增强，城市的经济功能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后决定因素，而作为城市经济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产品功能将是下一轮城市竞争的一大焦点。罗亚蒙认为，城市的产品经济功能，体现在一个城市的产品在全世界或全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份额越大，功能越强。“谁能想到盼盼防盗门会出自营口？谁能想到长虹电视机会出自绵阳？谁能想到《读者》杂志会出自兰州？”英雄莫问出处，城市产品功能的偶然性与或然性特征恰恰说明了，老省会城市发展在这一点上更能找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新感觉。
的确，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那些没有更高一级行政动力的城市，就应更好地顺应市场规律，不是去缅怀城市政治功能的“十全功夫”，而要把眼光从省会城市身上转向那些跟温州一样靠市场“自摸”长大的城市，只有这样，老省会才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获得成长的野心和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