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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近日，在2008中国（重庆）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表示，重庆将营造一个法治的公平的环境，为所有愿意来重庆发展的企业免去不应有的“商务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即使在重庆举目无亲，也能在此生根、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
什么是企业的“人际关系成本”，想必但凡中国人大都心知肚明、审美疲劳了，无须多加解释。它的负面效应，亦不用多说——调查发现44%的民营企业家反映自己经常忙于在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耗费精力。单凭这一点，在提倡效率与公平的市场经济中，这种“成本”早就该被我们除之而后快了。
但是，无论是上越千年，还是放眼今朝，这种“成本”却始终在一些地方的经济生活中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那么，这个“成本”的历史和现实成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成因之一，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组织形态，从而导致人际交往的礼节化、仪式化。当这种“礼”以“送礼”的实物形式加以世俗化体现后，就出现了人际关系的“礼”尚往来，也就从孔夫子那里都默认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的交往原则。中华儒学文化绵延两千多年，至今这套原则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成因之二，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极权体制下，独夫“一言九鼎”，可代替任何规则和制度；这种独特的游戏规则向下蔓延，便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唯权”的共识——想办事、尤其是超越正常程序办成事，就必须求诸有权者和衙门。于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这个“青年企业家”，通过银子和“公关小姐”开路，往往能拿到垄断经营权，享受更便捷的手续服务。
成因之三，环视中西各国，但凡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者，必然普遍存在这种独特的“人际关系成本”。在埃及、印度、韩国、拉美国家，如何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都曾经并仍然是企业们必须刻苦钻研的一门必修课。对尚未完全摆脱“计划”思维的中国而言，相当一部分公权力也仍在惯性地谋求寻租。
分析至此，如何消除或削减这种“关系成本”，答案已不言自明——文化与传统的改变，非一日之功，难度委实太大；因此，我们今天能做的，就是遏制公权力寻租的资本，让公权力回归“后勤服务”和“公仆”之本位，借此重建、强化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人际关系”准则。今日之广东，也正在谋求整体的产业升级，一方面向外“双转移”，另一方面又亟待向内引入高端产业和人才，在这后一个更艰巨的过程中，如何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降低高端产业落户发展的交易成本， 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当然，在这方面要有所突破，其阻力也丝毫不容小觑。从交易理论来看，你的“成本”可能恰恰就是别人的“收益”。因此，消除这种交易成本的最大阻力，也可能来自于这一“成本”的制造者——某些审批部门。因此，企业不应有的“商务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能否免除，还 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取决于相关体制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