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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想偷懒，通过电视剧了解历史，或许有人会觉得，在旧中国，中国功夫很替饱受“坚船利炮”欺凌的“天朝上国”长脸面。
你看，霍元甲在电视剧中一脚就踢碎“东亚病夫”的牌匾。
想必那个时代，旧中国人都酷爱武术，不少男子汉都会在《男儿当自强》一类歌曲里，跟着黄飞鸿、霍元甲、陈真他们去习武强身健体。
然而，真正翻开史书一看，事实却有点相反。
即使在历史传统中一直酷爱武术的湖南，武术在晚清和民国的相当一段时间，也很受冷落。
国术练就匹夫之勇？
一方面，从个人功利角度讲，晚清即将垮台前，科举制度废除，通过习武高中武举博取功名的道路被堵塞，很多人丧失习武的动力。湖南虽具尚武的肥沃土壤，但传统武术也渐渐只在民间的祭祀庙会农闲时间，零星传承。
另一方面，一些看来开明的官员士绅及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1840年以来“坚船利炮”打击及义和团运动刀枪不入神话破灭的刺激，已经深刻意识到冷兵器时代已过去，在热兵器时代里，个人拳脚练得再厉害，也肯定挡不住洋枪子弹的扫射，武术实用功能已经丧失，学武术，又有何益。
1933年的《湖南年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一有人倡导中国武术，称其为国技、国术，总有人嘲笑他们练的只是一人敌，练成也只具匹夫之勇。当上世纪二十年代，霍元甲弟子将精武会分馆开到长沙城中（今五一广场友谊宾馆后），就受到一些人的嘲笑；1931年9月，长沙国术运动在湖南省府主席何键推动下举行湖南第一次国术考试，也遭到一些人的责难，称习武练武并非政府当前的要务，这是“无谓”之举。
抗日大刀队惊醒梦中人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闸北中国驻军进攻，爱国的中国军人以大刀队战胜凶悍的日寇。民众忽然了解中国功夫“有健身强体之功，具陷阵冲锋之烈”，“非此不足以御侮图强”。从1932年开始，中国人钻研武术的热忱与年俱增。1936年8月柏林奥运会开幕式舞台上，中国曾派出中国武术表演队向世界展现中华传统体育的精魄。
上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国术运动热潮中，长沙因国术运动推广普及工作开展得生气蓬勃，轰轰烈烈，并且从第二届全国国术比赛开始，湖南省国术代表队连夺全国锦标，一时之间，湖南国术运动竟大有跃居全国此项体育运动时尚浪尖之势，长沙也成为世人瞩目的武术强市。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术运动发达的长沙城，立马成立15个区、组国术训练场，每组有教官数人免费训练民众；省国术馆教授王家祯女士更决定招募女青年百名组成女子大刀队，受训一个月，开赴前线杀敌。全国各大报纸无不热烈报道长沙这座城市国术运动沛然莫之能御的“莫不奋勇当先，引人感慰”的感人消息。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做小孩住在学院街时，三府坪9号的院内住着的方云鹤老人唱着《满江红》演练大刀，说，当年我们就是在又一村里学武术，准备抵御外侮，报效国家的。
回想旧中国那时的传统武术，承载着“强民、强种、强国”、悍卫民族尊严，承载历史责任的担子，确实很是沉甸甸。今天，中国传统武术被称为中国功夫，它的演练主要为了健身，即使搏击竞赛，现代体育意义的分量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了。
何键办武术
以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态度来办武术，这时的湖南武术，当然不会只偏处一隅，而是具有深远的全国影响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湖南武术为全国各省之冠
1936年，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在长沙又一村的国术俱乐部欢迎会上说：湖南的国术办得好，对全国国术的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之江的评价是有一定根据的。
首先，在1933年10月南京举行的全国第二届国术比赛上，就表现了湖南国术的实力。当年，参赛的湖南省国术代表队“获得优秀团体总锦标及奖品70余件”，名冠全国。此次大赛除团体冠军外，湖南有10人获得单项冠军，8人获得单项亚军，6人获得单项殿军，正式考试及格者54人，醴陵人刘九生获个人总分第一。以后，在华中运动会上，武术项目的冠军，几乎全部为湖南获得。
万天石在《长沙体育史话》上撰文回忆，他在1936年12月，曾任湖南国术馆国术月刊编辑，当年湖南统计数据上说，湖南每100人中，就有15人学会了武术，东安县会武术者比例高达全县总人口的30%，新化县次之，而湖南四路军各部队军人，接受武术训练的人数更高达87%。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上世纪30年代湖南的武术已为全国各省之冠。
欲使南北宗派门户师承之习，完全破除
军阀何键主湘其间，客观地说，在发展湖南武术上确实花了相当的精力，由此而将武术底蕴深厚的湖南国术运动推向了高潮。
何键本人文武兼备，少时曾拜醴陵汤海岱拳师为师，今天其公开的日记中保留有他几乎每日不辍太极拳练习的记录。
何键力倡“三国”运动（国货、国学、国术），仅国术而言，他就在其势力范围所及的三个方面，大力发展国术。
首先，他在他掌管的军队中大力培训武术人才，成立四路军技术教导大队；其次，利用政府资源，在皇仓湾成立湖南国术训练所（后改为湖南国术馆），广为培训武术人才；在社会方面，成立省会国术俱乐部，向全社会推广武术。
何键认为：“国术是足以代表本民族精神的平民化运动，是数千年来无数民族英雄心血的结晶，无论动作、生理、精神方面，均有科学基础，决非随便凑合而成。但自来国术皆私相授受，视为秘传，因此不能普及，嬗至今日，日渐湮灭，非但为技术上之一大损失，即世界各国，亦为之惋惜。”
在湖南省会国术俱乐部成立时，他称：“该部基于民族主义之立场，自力更生之要求而设”，要以现代的方式改良国术原来的传承方式，即“要将国术改良，成为有系统之国民体育，用教育方式，传授民众，锻炼其意志与身体，以为国用。”
在此之前，何键先创办有湖南国术训练所，他所主导聘用的师资，“多燕赵江淮之士”。这是因为，他内心深处颇有“熔合国内武术之苦心”。他诡称：“湖南虽不乏国术湛深之士，然此为教学之用，教授之法，应使其普通易解，而又合于科学方式，本省既选聘为难，遂不得不求之异地。”
实际上，何键之所以不想聘请本地湖南人充任国术训练所教练，在于他“欲使南北宗派门户师承之习，完全破除”。
也就是说，何键试图走出一条使“近代体育形式上民族化，而组织上社会化，方向上南北贯通、中西并举”的路子。
湖南国术训练所于1932年2月成立后，当时风气排外的湖南人，马上注意到，在何键的这个新式“武校”中，所长万籁鸣虽系南北大侠湖南杜心五的弟子，却是湖北人。而教务长兼总教官顾汝章为江苏武进人。
据万天石的记录：其他教官如万国铭、刘光泽、陈闻经、王成章、张永清、李树甫、白振东、郭歧凤、时汉章、刘朝美、赵荣林、郭嵩山、徐瑞英（女）、刘景春、黄金标、丘代文（女）、左振英（女）、阎凤英（女）等等，均系外省人。
由此一些“叫脑壳”大哗，认为湖南自己也有武术人才，何故专门聘用外来人才。他们不敢针对何键发难，于是，今天“某氏函约国术训练所某科长比试”，明天“某又邀请国术训练所某教官决胜负”。“纷腾呶扰，几于无时无之”。
何键的手下曾经感叹：“政府以提倡国术，在共同发展，使其能普遍，决非提倡私斗，现反成寻仇报复之风。”为此，何键等人认为“欲使南北宗派门户师承之习完全破除，不如使南北精通武术者，为一次公开比试”，于是，在长沙城中，开始了湖南省第二次国术考试。当时全国各大报纸竞相刊登的柳森严与顾汝章打擂台的故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粉墨登场的。
当年武术种类之丰富、人才之齐整
今天的人们回望上世纪30年代长沙城内的武术热潮，仍会发现当年长沙城内武术种类之丰富、人才之齐整。
在长沙，太极拳名家吴鉴泉的儿子吴子镇、吴公藻在长沙任武术教官，传授吴氏太极；供奉过慈禧太后的摔跤专家纪绶卿，教长沙人摔跤。甚至少数湖南武术考生在南京比赛惹事生非，引来中央国术馆总务处长竺永年调停，何键发现竺永年是人才，马上聘请竺永年来湘担任国术训练所副所长，经竺永年建议，何键在又一村组织湖南省会国术俱乐部，推广民间国术。此外，当年长沙的国术运动，南北少林功夫、武当功夫、峨眉功夫是其三大主力武术，而西洋搏击术、日本柔道在国术训练所及民众俱乐部中都曾被传授。
以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态度来办武术，这时的湖南武术，当然不会只偏处一隅，而是具有深远的全国影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