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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地震之后，我们看到了政府的高速反应，以及军队的高效运转。地震在撕裂大地的同时，也凝聚了这个国家的力量。
灾难已过去了1个多月了，但这种凝聚力仍然在坚强生长。军队和地方的重心从此前的营救生命逐步过渡到了灾后重建上。这场融合，不仅仅表现在看得见的公共设施建设中，它更在灾区的人际关系、生活形态、社会结构、心理脉络等元素中，予以了深入的表达。正如成都军区空军部队彭州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政工组组长卢锋所言，他经历过丽江地震和1998年洪灾的救援行动，但军队如此大规模介入地方建设，还是他28年军旅生涯中的头一次。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地震重灾区之一的彭州龙门山镇，记录下和平时期，这场在新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军地深度融合”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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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战士身影无处不在
龙门山镇位于彭州西北角，是彭州受灾较重地区之一。记者途经隆丰、小鱼洞等地，来到距离县城近40公里的龙门山镇。沿途，解放军战士的身影无所不在：肩扛铁锹、汉阳铲，在公路边列队前行；身背喷雾器，穿行在废墟瓦砾中消洒防疫；拿着工具爬上爬下为老百姓搭建帐篷。而镶嵌在这大片绿色之间的是鲜红的军旗：“成都警备区”、“总参卫生防疫队”、“成空部队”、“济南军区机步旅”……
地震中，龙门山镇遭受重创，军队的援建内容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公共设施项目。
幼儿园园长的期待
6月20日，龙门山镇活动板房幼儿园，园长杨仕俊每天都要来这里看上几眼，关注幼儿园的建设进度。
“家长每天看到我都在说，小孩们没有地方去，拖大人的后腿。”杨仕俊说，幼儿园搭建好后，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安心重建家园。
地震前的龙门山镇幼儿园，有150个学生，除在地震中一名孩子受伤外，其余孩子都安然无恙。幼儿园的梯坎下，是成都军区空军九总队援建的龙门山镇九年制学校，校园里传来的孩子们的读书声，杨仕俊很羡慕。
广州军区空军六总队总队长吴和盛走过来，告诉杨园长，他们把幼儿园建成后，将把硬件软件都配好，而幼儿园需要派一名园长和幼儿园舞蹈教师到龙门山镇帮着培训教师，力争让龙门山镇幼儿园成为灾区第一个复课的板房幼儿园。杨仕俊频频点头。
不用付钱的“板房医院”
龙门山镇板房公立卫生院里，粮站职工唐明琼前来看感冒病。在西药房取完药后，被告知不用付钱，唐明琼很意外。
公立卫生院设有内外科、儿科、妇科，还有专门的“犬伤门诊”，以及B超、心电图、X光等科室。卫生院院长马宜辉讲，地震后，原来的医院成了危房，医生只能在帐篷里测测血压，发点口服药。
现在，这个由成都军区空军部队援建的板房医院不但能做系统的检查，还能住院治疗。每天有超过100名患者前来看病。下一步，部队还将着手开展龙门山商贸中心、敬老院的重建工作。
彭州市相关部门统计，到彭州市抗震救灾的部队，主要有成都军区空军部队、济南军区、成都警备区等几支部队，官兵总人数上万人，分布在彭州6个受灾最重的乡镇，参与了救援受困群众、抢修道路、清墟、建活动板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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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生活
在受助中理解 在监督中沟通
龙门山镇的村民说，这些天见过的解放军，比之前几十年见过的总和还多。他们的生活，也因为无处不见的军绿色，悄悄发生了变化。
心疼战士 她自己拆房子
6月21日中午1点，成都空军彭州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前的马路上，20余名成都军区空军部队官兵，正列队上一辆大卡车。何玉容是龙门山镇团山村2组的村民，这几天，她就在指挥部前的空地上“打钢筋”，天天看着驻扎在附近的解放军官兵早出晚归。
何玉容的4间青瓦房，在这次地震中被摇成危房。10天来，她10余次推辞了一帮战士要帮她拆房子的请求———她不是“钉子户”，只是因为她把自己看作这群年轻人的妈：自己的女儿今年20岁，正在达州的四川文理学院美术系读书，看到解放军，就会想起女儿，活多活累，她心痛。
“房子自己慢慢拆，自己的房子，晓得些，知道危险。”一旁打钢筋的丈夫张忠强抬了抬头，在一旁补充。“我们不能一直都麻烦解放军，他们还有其他任务。”
从周一开始，张忠强和何玉容夫妇，以及哥哥张忠平、嫂子何先玉4个人，就开始“自救”了：每天带着干粮，到镇上“打钢筋”。运气好的话，两家人一天可以打100多斤钢筋，每斤可卖1.5元。打钢筋的地方是个公家房子，隔一条街就是成都空军彭州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何玉容打钢筋很放心，因为解放军和当地政府，会在各个关卡巡逻检查，家里即使没人，也不用担心会丢失什么。
何玉容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解放军，前几年，在龙门山凤鸣湖附近，远远地看到一支部队在拉练，但一个星期就走了。地震发生后，一下子就来了很多解放军，“我们从灾区往外面跑，他们从外面往灾区跑。”
5月13日，在不断的余震中度过恐惧的一夜后，何玉容决定到彭州“避难”。走到镇上的白水河大桥，夫妻俩就看到前来救援的成都军区空军部队官兵，何玉容卡车，一个解放军就把她往卡车上推，“他看起来还没有脱奶气，就像我女儿一样大。”
而张忠平、何先玉是地震当天就撤离的，赶到小鱼洞时，那里的桥垮了，河水齐腰，2名解放军跳进河里，把夫妻俩搀扶到河对岸。
5月19日，何玉容回到龙门山镇，通往村里的一条公路已经打通，沿途看到最多的，就是解放军，以及满街行驶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每天，都有一队解放军官兵从家门前经过，一行10余人，吃着饼干和方便面。没过几天，中断的自来水通了，何玉容将烧的开水送给解放军，但遭到婉拒，战士们说有纪律规定。
“他们先救人，后修路，再弄水，最后清废墟、帮忙搭房子。”何玉容不知道来了哪些部队，也不知道这些官兵叫什么名字，但她像心疼自己的女儿一样心疼他们。
军纪监督员 沟通更好办事
6月19日下午3时30分，张忠贵回到了“团山村村委会”———一座用帆布搭的临时办公室，桌子两张，椅子三排。他是这个村的管家，职务是村支部书记。
30分钟前，接待完了蒲江来的防疫专家后，张忠贵路经团山村4社，成都军区空军第二飞行学院的一众官兵正忙着帮老乡拆危清墟。当时，工作推进到了村民干德洪家门前。
和村委会主任牛应崇观察了一会，张忠贵朝一名身着军装的男人走去。“罗参谋长。”自部队进驻村子后，张忠贵一直这么称呼对方。“张书记，什么事？”罗参谋长转过头来。“你们清理完废墟后，能不能帮干德洪家搭个帐篷？”问完这话，张忠贵其实心里没底，因为部队的主要职责是拆危清墟，可是，几天前开会定的一个新身份，让他总感觉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没问题，我立即喊人去做。”罗参谋长很爽快。张忠贵笑了，因为他的建议又一次得到了军方的采纳。
张忠贵的新身份是“军队纪律监督员”，这份名单上，还有牛应崇和村支部组织委员、纪检委员张波两个人的名字。不止团山村，就算整个龙门山镇，由农民监督军队的，还是头一遭。
张忠贵住在团山村3社的连盖坪，家人和房子都没有问题。几天前，张忠贵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被军队聘为“纪律监督员”。
“刚开始，确实不晓得咋个去监督。”张忠贵说，“后来才感觉，监督不是一个独立的活路，不是让你居高临下把部队管着，而是在工作中提建议、多沟通，把事情做得更好。”
张忠贵说，成都军区空军部队在团山村有500名官兵，他的首要监督工作就是看这些军人在拆危、清墟和清理村民财产方面的执行情况，“不过这块工作至今还没什么让我能操心的。”
第二个监督任务：对军队纪律进行监督。张忠贵使劲回忆“三项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然后把它们结合到实际工作中。终于他发现，“不影响地方居民正常生活”和“拆危时，如果居民不同意，战士不能随意进房工作”这些内容正是自己的监督目标。最后一个任务，是监督部队的政策宣传和地方政府的宣传口径是否一致。
做着做着，张忠贵越来越觉得这活儿没想像中困难。
6月15日，团山村10社非植物发明基地3栋楼房的拆危现场，官兵们正在作业。张忠贵发现，利用挖掘机很难将危房拆除彻底，往往地面上还剩半米高的残留物，这样对村民事后的自行清理带来不小的麻烦。于是，监督员荐言了：“能不能彻底铲平这些东西啊？”对方后来租来粉碎机，对残留物进行彻底清理。就这么一个口头建议，就多花了部队两三天的时间，事后，张忠贵还有些过意不，但他认为：“我监督军队并没有心理障碍！”因为他发现，这些官兵做起事来“比主人家还主人家”。
最让张忠贵舒坦的是，自己的“监督”部队领导能听得到，听得进。按照团山村的工作规划，每天下午4点，地方政府都会给驻地部队一张“派工单”，上面写明次日需要拆危清墟的地点。而当工作展开后，张忠贵会把自己的监督内容直接向部队政委或参谋长反映，“他们给我的答复是，该纠正的纠正，该改进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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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新角色
“副支书”和“校外辅导员”
副营职军人当上“副支书”
6月20日上午10时，正和村民聊天的江海洋电话响了，是村民郭福全在彭州天彭中学读高二的儿子郭士霖打来的：“江叔叔，你在村里吧，告诉我爸爸一声，周末我要回来。”郭福全埋怨：“这小子，怎么不直接给我打？”江海洋呵呵一笑，自从他住村里后，郭士霖老喜欢和他玩一有空就钻进他的帐篷。每次回村，大老远看见他，就会“啪”的敬一个军礼，“报告江叔叔，我回来了。”
江海洋，成都军区空军航空兵第四师邛崃场站政治处副营职干部。灾后重建，他先后多了两个新身份：三沟村临时村副支书、军地军地联络员。
郭福全告诉记者，儿子本来想毕业时报考军校，以前他一直没同意，“我觉得当兵太苦。”经过这些天与江海洋的相处，老郭改变了想法，“没有解放军，我们这次不晓得要遭多大罪，我现在支持他考军校。”
江海洋是6月5日接到成都空军彭州抗震救灾部队的命令的，经过部队与地方政府开会决定，他将和另外6名政工干部，被派驻龙门山镇协助当地政府开展灾后重建阶段的工作。出发前，部队给了十个字作为工作要求：当家不做主，做事不决策。
江海洋曾参加1998年抗洪，此次也是两进龙门山，“我从没听说过部队军人去地方暂时任职的，我不知道如何入手，怎么能做好？”
7名临时副支书带着部队赠送给地方的党旗、党徽、党章，开始扮演新的角色。江海洋和张俊是在三沟村。
“我们必须时时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尽全力为他们解决困难。”进入每一间帐篷，和老乡像亲人一样坐在田埂上拉家常。翻看每一本登记录，熟悉了解每一位村民。三天过后，“村副支书”们能马上叫出每一位村民的名字，手上的记录本密密麻麻写满各种烦琐的、重要的村里情况。而“江叔叔”、“江书记”的称呼也代替了原来的“江队”、“江干事”。
但“军地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没有村民的帮助，部队的工作也会举步维艰。在与村民的聊天中，记者就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三沟村安置帐篷区的用水，依靠一根从深山里接出来的白色塑料水管。由于水流量较小，村里规定管中流出的水只能饮用，严禁洗衣服。然而，有部分村民大量使用这股“饮用水”，其他一些村民上前制止无效，最后双方互不理睬。17日，这股水断流了。可争执的双方仍处于“冷战期”，都没人上山查看管道。
江海洋得知此事后，一大早，他披着雨衣，顺着地面的白色塑料管独自进山。步行约30分钟山路后，原本应该在路面的塑料管不见了。“因为塌方，管子完全被埋在土里。”江海洋不想放弃，他绕过滑坡地带寻找另一头的水管。可是，他迷路了。“山里树木太多太密，我又不熟悉情况。”当时山体滑坡比较厉害，耳边到处是山石滚落的声音。危急时刻，“江书记”的叫声从树林中响起，5名村民上山寻到了他。
原来，自他出发时，一位村民看见他的身影，急忙找到其他几位熟悉情况的人，确定“江书记”上山修水管了，这下才慌了神。“江书记不熟悉山里情况，太危险了。”顿时，村民冰释前嫌，结伴上山寻找“江书记”。最终，水管被抢修恢复。江海洋感触地说：“没有老乡的配合，我们的工作是做不好的。”
教孩子唱革命歌曲的上尉
6月20日上午10点，龙门山镇九年制学校八年级二班，李晓玮正在黑板上抄歌词，歌曲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一名身材高大的“一杠三星”走进教室，“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一杠三星”的上尉叫刘滨，成都军区空军九总队机运科助理，他的新身份是龙门山镇九年制学校音乐课校外辅导员，“我们今天来学习这首《学习雷锋好榜样》。”
学生在唱“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时，“集体主义”唱得不准，声音拖得很长。刘滨要求学生把“集体主义”这几个字唱快一点。连教几遍，效果不是很好，上尉还是耐心地重复着。
“教学生比教新兵难得多。”刘滨事后告诉记者，以前他在新兵连当过指导员，嗓子比较好，教过新兵唱歌，这次被校方聘为“校外辅导员”。带新兵唱歌，新兵都老老实实的，学生比较调皮，不敢吼也不能吼。
教了两遍后，学生们都能唱了。刘老师问学生喜欢什么歌。台下热闹起来，有的要唱流行歌，有的要唱《死了都要爱》。这个回答让压根不会唱这首歌的刘老师憋了半天。
“那我们唱《国歌》吧。”刘老师终于想了办法给自己“解围”。下课后，几个同学围过来，有的叫“兵哥哥”，有的叫“兵叔叔”，还有的叫“兵老师”。
四年级的杨承翰家住宝山村10社，地震前，杨承翰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很有钱的大老板，可以买很多东西，别墅、汽车之类的。第一眼看到穿着军装的临时老师，杨承翰和其他小伙伴一样，以为他们之前一直是开战斗机的。自从上月底一位空军叔叔上了一堂防疫课后，杨承翰的想法变了一些：除了能开飞机外，他们还能上课、还能修房子、还胆大。杨承翰的理想也变了，他要当一名军人，因为军人很伟大，很了不起。
杨承翰将想法告诉了同学们，让他意外的是，同班要好的，长大了都要当军人：比如任飞、任刚、邓目雨，甚至还有女同学，王婷倪、张露也要当军人。
“孩子们都发自内心地喜欢解放军。”老师冯伦菊表示，龙门山镇距离震中映秀只有20公里，余震比较频繁，孩子们情绪都不太稳定，看到绿军装的解放军后，都有一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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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效率与支持结合
廖光琦，龙门山镇党委副书记，他的任务是，联系部队，代表龙门山镇党政参与军地联席会议。作为地方和部队的联络员，廖光琦认为，联席会议就是给部队下任务单，部队完全是无条件完成。联席会议上，地方将主要任务向军队指挥部沟通，指挥部根据任务，下达给对应的各个责任区域部队。“效率高，执行力强。”廖光琦这样评价联席会议。
成都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成都军区空军彭州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副指挥长蔡伟素，到了龙门山镇后，曾组织了30人的敢死队，一进回龙沟、二趟小龙潭、四走银厂沟，抢通道路，实施救援。他告诉本报记者，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军地双方都很忙，抽不出时间，办事效率很低。”为此，军地双方决定在每周一、三、五晚上，由军地双方、金牛区援建代表、江西省援建代表四方，坐下来商量。
蔡伟素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灾害，基层村社组织也遭受损失。为此，部队派出7名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团营政工干部驻村工作，担任村党支部临时副书记，每天背着干粮吃住在村里，协助把基层的村社组织建立起来，并把民兵组织起来。对军队派出驻村干部，必须服从村支部的统一领导。
蔡伟素表示，深入群众当中，建立农村基层政权，这是解放军从红军时期开始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有了地方组织、民兵的支持，军队的力量放大了很多倍。
但该进入就要进入，该退出就要合理地退出。变为联络员后，每周一三五去，主要任务是继续协调，出主意，帮助解决难题。蔡伟素把党支部临时书记过渡为军地联络员，概括成“帮一把，扶上马，送一程”，随着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完善，解决事情最终要靠自身。
接受记者采访时，蔡伟素的声音都是沙哑的，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清凉喉片、西瓜霜、金嗓子喉宝、头孢拉定胶囊。蔡伟素说，他来自河南大别山区的农村，当兵快30年了，这次大地震，在国家和民族有需要的时候，有幸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是自豪的。
周启民 本报记者 刘宇 王聪 杜玉飞 摄影 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