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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上世纪80年代初，长春成了国内君子兰的集散地，君子兰一度被誉为“绿色金条”。当时，用君子兰换彩电、电冰箱的事屡见不鲜，君子兰交易也一度疯狂，一棵极品君子兰能卖到60万元。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把君子兰捧上了天，但由于投机过于剧烈，也引发了持枪、开车抢花窖的恶性治安案件，更有甚者，很多单位动用公款投资、消费君子兰，被认为是君子兰价格趋于“疯狂”的最强推动力。
1985年6月，长春市政府发布《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严禁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在职职工和党员从事君子兰倒买倒卖活动。至此，君子兰风戛然而止，花价一落千丈。让大量跟风者倾家荡产的“疯狂的君子兰”，终于安宁下来。
“窗台经济”带起君子兰热
4月17日午后，吉林省君子兰协会副会长、68岁的郭凤仪坐在自家花窖里，桌上的一壶清茶和满地的君子兰，将像往常一样陪他度过这个下午。
长春养兰界，无人不晓郭凤仪，这里有一段传奇：1985年1月，一位来长春的香港客商提出，用一辆最豪华的皇冠轿车换郭凤仪一盆最好的君子兰“凤冠”，却被郭拒绝了。
“当时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郭凤仪回忆，“一是我不知道这盆‘凤冠’究竟值多少钱；二是当时脑子里还有阶级观念，认为香港客商是资产阶级，不想让这盆花到他们手里。”
改革开放后，君子兰交易在长春日益活跃。1979年，郭凤仪卖了瑞士表，用180元买了棵“二年生的花苗”，投身君子兰市场，“当时这价钱轰动了长春养兰界”。
随后，君子兰价格一路走高。为此，长春市出台“16条”，要求每盆君子兰售价不超过200元，君子兰市场陷入低潮。1982年，郭凤仪做了一件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大事，在长春养兰人看来，“老郭做的那件事，成全了君子兰”。
“1982年开春，我牵头办了抢救国宝大熊猫的君子兰义展。”郭凤仪说，把君子兰“往熊猫身上靠”，是为让花展通过政府审核，“义展门票收入1．7万多元，我们把钱送到了农业部”。
这次义展，让长春市领导看到了市民对君子兰的热情。长春市提出发展“窗台经济”，号召市民利用现有条件养君子兰。君子兰开始“火了”。
“绿色金条”引全社会疯狂
那段历史，长春市民穆先生有着恍如昨日的记忆，“钱太好赚了，想赚小钱，就在市场东头买苗再到西头卖”。
长春养兰人牛俊奇说，从1984年起，长春几个主要君子兰市场，拿着钞票采购君子兰的人比比皆是。1984年下半年，长春市政府的态度愈加鲜明：支持群众靠君子兰发家致富，每户至少要栽3到5株。同年10月11日，君子兰成为长春市花。随后，长春市取消原来所有的“限价令”，设想“利用君子兰发展经济，赚取外汇”。
此后，各种君子兰经济实体纷纷开张，“天价”君子兰的传闻不绝于耳。“我手里卖过的君子兰最高价是5万元，朋友中也有卖十多万元一盆的。”郭凤仪说。那时，长春的楼房价格大概每平方米280元，君子兰也由此被誉为“绿色金条”。
1985年上半年，长春的几处君子兰花市，顾客摩肩接踵。人们常常大方地掏出大叠钞票，买下一盆君子兰，或是转卖，或是捧回家里培育繁殖，以求一本万利。
资本疯狂了。短短几十天，长春出现十大公司和40家花木商店，向外省市拓展的分公司、子公司不计其数，高潮时有5000多人去各地搞君子兰展，来回都是坐飞机……
企业疯狂了。长春机械厂号召职工走君子兰致富道路，全厂1700多名职工家家开养；长春洗衣机厂投资数十万元，在办公楼顶上盖了600平方米的空中温室……
城市疯狂了。拿着君子兰可以到商店直接换东西；电视台节目片头用了君子兰；挂历连带封面13页都是君子兰彩照；香烟、肥皂、服装、家具等商品，都忙不迭地打上君子兰的图案或字眼……
社会疯狂了。据统计，每天走进长春各君子兰市场的有40万人次，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市场里，全国各地方言随处可闻……
君子兰让无数人陷入狂热，更有甚者，鞍山市立山区一名方姓男子带着三个兄弟，配备枪支开着越野吉普车，跑到长春强抢君子兰；吉林省农机厅一位技术员家里养了两盆好兰，他弟弟来抢夺时杀死了女主人……
疯狂的背后，藏着1985年前后长春君子兰市场难以数清的成交额。官方统计是一年1700万元，但这个根据缴税总额统计的数字，可能远低于实际。
政府发文干预骤然退热
1985年6月，风靡大江南北的君子兰悄然步入“黑色之夏”。
1985年6月上旬，吉林某省级报刊头版连续刊发《奇高的君子兰花价能维持多久》、《不能靠挖国家墙脚来哄抬君子兰花价》等三篇社评，矛头直指人们购买君子兰的动机以及君子兰交易衍生出的腐败现象和治安问题，认为“奇高的君子兰花价”应当平抑下来。
198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在二版显要位置刊发《“君子兰”为什么风靡长春？》，文中将“君子兰交易”称为“虚业”，并提出“四化建设要我们多干实事”。
舆论的背后，是行政指令的发力。君子兰“泡沫”随即面临“灭顶之灾”。
当月，长春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虽然依旧提出继续发展君子兰，但补充了几个关键条文：“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养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同时，针对君子兰交易的税收也大幅增加。
“高压政策”之下，长春君子兰市场交易迅速降到冰点。
郭凤仪还记得当时“最狠的规定”是纳税额占到交易额的60％，许多养花人“只留下花籽，花不卖了，最后都冻死了”。
有观点认为，君子兰价格畸形不是别的原因，正是由于养兰大户的操纵，同时，支撑畸形市场的主力是公款消费。因此，上述规定一出台，立即对花市构成了巨大影响。
高价君子兰消失了，许多人的“发财梦”破灭了，个别人为此坐牢了。这场“君子兰风波”以及其结束方式，对长春这座城市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1990年，长春君子兰交易才渐渐苏醒。
目前，君子兰已被长春市定为重点发展产业，其产量和质量均占全国鳌头。在结束不久的长春君子兰花展上，长春君子兰品质被国外专家誉为“世界第一”。
君子兰对于长春人的重要意义正在回归，只是，与20多年前的狂热不同，在当今的普通民众心中，君子兰不再是什么“绿色金条”，它是一种喜欢在春节绽放的花儿，仅此而已。
（请继续关注“改革开放30年：那些人那些事”之二十六）
记者手记
“不能太苛求前人”
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刘庶明认为，以今天的视角看，20多年前的那场风波虽然掺杂了复杂的因素，本质上是投资与投机行为的综合产物。当时政府若实施弹性办法监管，效果会更好，“但这是历史局限性所致，我们也不能太苛求前人”。
“1985年时，中国市场经济不发达，投资、投机行为比较少见，大家的观点还停留在谁的财产多了，谁就有问题。直到1988年以后，投资、投机行为逐步增多，人们的认识才渐渐改变。”刘庶明说，从这个角度看，“当时长春走在了全国前列。”
长春市君子兰产业办公室主任宋学观也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君子兰在长春的发展足迹，折射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思想解放程度的变化。”
不过，对于如果那时不予“封杀”，长春君子兰会迎来何种结局的问题，刘庶明认为，君子兰市场仍然会迎来价格拐点。
郭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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