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单靠政府
深圳失踪孩子只是中国失踪人口的冰山一角。有权威媒体曾报道，我国每年约有20多万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逾60万件。
“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架构，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还没有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
武汉从2001年10月份开始，就建立了 “失踪人口信息管理库”。除了收集已报案的失踪人口外，警方还把各种媒体、寻人启事、小广告上登的失踪信息收集到库里。“这个系统虽然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库容量太小，另一个是地域局限性。”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警官张武说。
从2003年起，公安部开始筹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但因种种原因和实际困难尚未建立起来。据了解，作为公安部“金盾”工程之一的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近年已经在建设之中。
“警方内部对失踪人口信息的有效统一管理是建立一个健全的寻人体系的第一步。”张武说。
“人员失踪，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家庭不和离家出走，有的是心理疾病自我逃离，有的是意外迷路，也有的是遭遇拐骗，让警方完全承担起找人的任务是不现实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统计学教授游允中接受采访时认为，民政部门、劳动部门的一些下属机构，比如救助站、劳动力中介机构等，如果与警方建立起协调有效的联动机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寻人效果。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以户籍为基础管理全国人口。这么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条块分割式的人口管理显现出了弊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说，这种管理方式造成人口在迁徙流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所谓“黑户”、“黑工”现象。由于缺乏这部分群体的相关档案，导致对失踪人口难以有效监控、搜寻。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里，社会事务不应该也不可能由政府来包揽一切。社会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很多事情的解决，是通过自愿而不是权力的方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亦明教授说。
泣血的呼吁
近日，“深圳寻子联盟”在各大网站发出了“深圳19幼儿被拐事件呼吁修改相关法律”的倡议。在此次“倡议”中，家长们提出，坚决摧毁人口买卖的市场，严惩买主，彻底堵住拐卖儿童的源头。
在现实的打拐行动中，只要收买被拐儿童的买主不妨碍司法机关执法或对被拐儿童没有虐待行为，则可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造成了人口买卖市场的需求旺盛，收买被拐儿童几乎没有违法成本，因此这些人也就放心大胆地用暴利诱惑人贩子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家长们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失踪人口信息系统，公安、民政部门结合起来，真正地提高寻人效率。
四川成都福利院当时收留的走失儿童张宇，家就在成都，从张宇走失后，他的父母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可是一直没有孩子的消息。他们又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自己的孩子，直到7年后，一个媒体公布了帮助这些福利院的孩子寻找亲人的信息，张宇的亲人才知道自己朝思暮想的孩子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2007年西安流浪儿童保护中心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单靠一个部门是解决不了的。”韩玉胜教授说。他认为，失踪人口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在国外，包括很多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般也只是在有关部门(主要是警方)作一个登记备案，要等到有了具体线索才能加以查找，总的说来也是很被动的。(袁洋 何晓鹏 石义胜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报博客地址:blog.sina.com.cn/fazhizhoub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