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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的冬天和1978年的夏天，一批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因为一场特殊的考试改变了命运。2008年的夏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把自己的孩子、学生也送入了考场。
两代人的人生轨迹，在高考这个节点上同时改变。已过“而立之年”的高考，仍在随着时代和社会不断变革。
“坐进教室感觉特好”
1978年，7月7日，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唐先生以重庆铜梁县一家面条厂工人的身份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是8年以来，他第一次走进学校，闻到纸墨的味道。
“坐进教室感觉特好。”面对满满一屋的应考者，他只有这种感受。“考试时精力非常集中，几乎忘了自己，做完题后才回过神来‘自己是在高考’。”
可是，唐先生的儿子却没有这种感觉。2008年6月7日，这个18岁的男孩在走入宽敞明亮的考场时，“一方面盼着高考快点过去，一方面又希望高考还没开始”。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头一年因为学历没敢报考的唐先生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只准备了3个月的时间，就参加了考试。虽然小学毕业就辍学，但因为喜欢读书，他自学了很多课本，“没想到能派上用场”。
最终，他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一晚上起起坐坐直到天亮。”
高考造就了唐先生的人生奇迹，但却让西安铁路局的工程师冀云翔心怀惆怅。1977年，高中毕业就到延安插队的冀云翔“为了能从农村出来”，参加了高考，却没考上。此后，他在电大拿了机械工程专业的大专文凭，总算圆了读书梦。
今年，冀云翔的女儿参加高考，“心里比女儿还急”的他坐在考场门外的路边，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远望着整洁明亮的学校，冀云翔对女儿充满了羡慕。“插队时很苦，长年体力劳动，能看书的时间很少。现在的条件多好……”
虽然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改善了，高考的录取率也从30年前的个位数提高到现在的50％还多，但两位父亲却感到：孩子的压力，似乎比自己那时候要大。虽然国家号召学生不要都挤“独木桥”，但重文凭、轻能力的社会心态依然存在，不上大学很难就业，即使是大学毕业都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冀云翔认为，30年前，高考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现在高考仍然可以决定一个孩子，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孩子的未来。“其实什么时代都一样，学习都会影响今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
对于两位父亲来说，这几天的头等大事就是照顾好孩子的身体。至于如何帮助孩子缓解压力，他们都表示有点“束手无策”。
高考已今非昔比
每个教室内只允许摆30套桌椅；监考教师必须分别站在教室的两端；考生举手有问题，教师须大声当众回答；考生要去洗手间，由同性别的流动监考教师全程陪同……这些细致、严格的监考规定，让北京清华附中担任监考的张老师不禁回想起30年前，自己的那场高考。
当年，18岁的张老师以高中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与不少30多岁的考生同场考试。除了简陋的桌子、椅子，他实在回忆不起教室里还有什么特别的布置。唯一能记得的，是自己坐在第一排，监考的老师很随意地搬把椅子，坐在他的旁边。还有一位学习很好的考生，因为过于紧张，把考卷带出了考场。
当时，学校老师把文革前的高考题目翻出来，自己刻蜡版，发给学生们练习。张老师和其他一些考生还根据当时的情况背一些流行的政治题，后来进了大学才发现，中央政策变化了，思想越来越解放，高考前背的政治题再不会出现了。
30年过去，高考从国家统一命题到允许16省实行自主命题，从国家统一招生到部分高校自主招生，高考正在被慢慢“松绑”。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ＩＴ、法律、经济、文理兼修等专业日渐火热，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日趋多元。
张老师感到，现在的考生再不会懵懂赴考，而是非常明确高考在人生坐标中的位置。他自己当年报志愿，随口听父亲一说就选了化学，进了大学才发现自己更喜欢物理。他的儿子去年考大学，小伙子自己决定要学小语种，并如愿以偿地被北京语言大学提前录取。
同样在30年前参加高考的河北省邢台市八中数学老师刘放也感到：无论是从外部条件，还是考生的内在认识，高考已今非昔比。
当时，17岁的刘放对高考没任何概念，家里更是从来没讨论过这个问题。高考当天，天气闷热，考生们都是左手擦汗右手答题，哪像现在考场都有空调，还有医疗、交通等爱心服务。
到了该报志愿的时候，刘放完全傻了眼，父母没意见，只能听老师建议，报考农业类或医学类的院校，并且要服从分配，这样如果考不上还能上别的学校。最终考上了河北师专。
2005年，刘放的女儿考取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女儿选择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喜欢小动物。“我希望孩子上一个综合点的专业，可最终还是要尊重她的选择。”
高考就是一场人生体验
北京市十一学校英语学科主任段亚非今年并没有参加监考，而是根据学校关爱考生的工作安排，做了一名“送考”教师。2日下午，目送最后一个学生离开考点，这位1978级的大学生感慨万千。
30年前，只有初中学历的段亚非还在北京郊区的一个轮胎厂里跑供销。因为受到当教师的父亲的影响，他一直坚信学英语会有用武之地，坚持不懈学习英语。报名参加高考时，父亲在外地，母亲不了解，明知考取的希望很小，他仍给自己不断“加压打气”，利用白天跑外出差的时间，在车上复习。
缺乏信息，没有指点，报考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由于成绩不够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的师范专业。“我没有心理准备当老师，本来想复习重考。但父亲告诉我，上大学是过程，不是目的。”
就这样，段亚非毕业后分配到十一学校当英语教师，一干就是26年。如今，他的学生操着流利的英语，已分赴欧美各国名校留学，他也会偶尔试想——如果当年学了英语，今日是否能成为一名高级翻译。
“现在的高考生很幸福，从政府服务到社会关爱，从考试保障到阅卷公平，一年比一年做得好。”他说。北京自去年对外语科目实施网上阅卷后，今年对语文也采取同样办法，这就确保了考生的成绩不会因为一个教师的主观印象而受影响。
根据段亚非的观察，近年来，家庭和社会对高考的认识也渐趋理性，不少家长不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考生选择高中后出国留学，不再把高考视作自己唯一的选择。
不经高考即被高校破格录取的人在增多，未读大学却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人才也在增多。30年过去，虽然高考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但社会正在悄然改变对人才的评判标准。
清华附中的张老师说，上大学是一个过程，有很多学生往往为了考一所大学，复读几年，虚掷青春，真正考上时也发现自己学习动力不足。如果大学可以放开一部分资源，给向往它的人一个短期体验的机会，将有助于疏通高考的拥堵。
“高考需要改革，但必须循序渐进，没有万全之策。”张老师说。虽然社会对高考的争议一直在继续，但经历过它的家长和老师都认为这是目前最为公开、公平和公正的人才选拔方式。
30年前，幸运的人们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了辗转数日的录取通知书。现在，他们很快就可以通过网络或声讯电话，查询到自己的儿女或学生的高考成绩。
尽管冀云翔并不属于当年的幸运者，但他却把日后的进步归功于高考的经历。因此，他屡屡对女儿说：“高考过后，又是新的起点。”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