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新闻网 三晋都市报
之五 葬制极特殊 众多专家前来
“快来！你瞧瞧，这里的玉器更多！”随着一个农民工惊喜的呼喊，其他农民工纷纷好奇地跑来观瞻，考古队员则神情严肃地认真清理着玉器旁边的墓葬填土。2004年8月6日上午，这一幕就发生在主要发掘区的中部。
当夜幕降临时，此墓葬（编号为M100）终于清理完毕。他们发现，它早已被盗扰过了。
但幸运的是，由于盗洞挖在西壁正中，未向墓室内延伸，墓主人和随葬器物基本未经扰乱，死者的骨骼已全部朽坏，只能看出一个大致轮廓。
而墓葬出土器物比较精致，且基本保持在原位：墓主人两臂近腕部是套叠在一起的各种玉璧、玉环，胸部挂有一个镶嵌着绿松石的多联璧，颈部还有管状的玉饰件，头部则斜放着一块长方形的玉器。在其左臂上套叠的一件牙璧，则是该墓地发现的惟一一件完整牙璧，形制十分特别，外表晶莹光洁，质地细腻，制作精良，中部保存较好之处温润碧绿，周边稍稍有些发白，泥土中的植物根系沁入器体后，还形成了线状痕迹，更让人爱不释手。
转眼又是收获的季节——金色10月，在这一个月内，大部分墓葬的分布情况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大家对当时的葬俗也有了一个清晰的感觉，那就是当时安排死者的墓葬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
最清楚的是大型墓葬，排列规整有序；墓内熟土二层台普遍可以看出下葬时有长方形的葬具；墓主人均为成人，头向正西的山梁；墓室内、棺木上或死者身上曾经放有朱砂，有的墓葬在整个墓底都铺撒着一层红色，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尚红”习俗；大部分死者用小孩儿来殉葬，显得地位高贵，殉葬者的葬式也比较特殊，多数是屈身俯首，从姿势上可以看出无比痛苦，而且均被弃置在一角或一侧。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由于年代较晚的大型墓绝大部分早在下葬后不久就被盗扰了，其中发现的随葬品很少。不过，但凡留下的就一定是精品。而年代较早的小型墓内多数仅留下尸骨，只有少数墓中发现有玉器随葬，精致程度虽不能与大型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同日而语，却也是与大型墓葬对比的重要资料，反映了一种与大型墓死者不同的人生轨迹。
11月，又进入冬季了，按照前一年的经验，中条山一带将要开始下雪。因此，省考古所提前聘请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院校考古、文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出土玉器、人骨等遗存进行研究，并且在西侧山梁上对墓地全貌作了高地录像，采用氢气球升空的方式进行了高空全景摄影……取全了所发掘墓葬的资料，安排好墓地的保护措施，时间已近月底。
在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排列有序的清凉寺墓葬分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三阶段的墓葬为南北成行、东西成列。
从2003年深秋，再到2005年冬季，通过数次挖掘，他们一共清理出355座墓葬（其中2004年底以前发掘清理了262座），出土玉璧、玉钺、玉琮等玉石器共200余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收获。也正因如此，这次田野发掘过程成为他们考古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2005年4月，在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来自全国最高水平的考古学者经过听取汇报，比较分析，将芮城清凉寺墓地的发掘评为“2004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后来，该发掘项目还被评为2003-2004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最后，当大家撤离工地时，纷飞的雪花再次落至清凉寺墓地，为两年的发掘过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以轻柔的舞姿欢送满载而归的考古队员离去。踏上北去的列车，大家的脑海里不约而同闪现着在清凉寺墓地的一系列场景……
讲到这里，你也许会问，这一考古大发现，对我们现代社会和科学的研究发展到底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专家揭秘
现在，距清凉寺墓地发掘已三四年时间了，我们在太原见到了清凉寺墓地考古发掘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史前考古室主任薛新明。他曾先后参加或主持了侯马东呈王、曲沃东许、翼城枣园、北撖等遗址和临汾下靳、芮城清凉寺等墓地的田野发掘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代考古。
眼下他正在主持清凉寺墓地资料的整理，并且承担着三四个与清凉寺墓地相关的重要课题研究。提起当年发掘期间的事，他居然对一些过程的细节仍记忆犹新，不假思索地向我们娓娓道来。当然，他对墓地在考古方面的重要意义更为关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话吧。
三晋都市报：清凉寺墓地考古发掘工作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
薛新明：这是中原地区迄今为止发现随葬成批玉器年代最早的墓地之一。它所在的区域正是中原地区的中心区域，墓地所属的“寺里——坡头遗址”本身便具有整个中原地区从前仰韶时期到夏时期的全部文化遗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清凉寺一带分布着庙底沟二期文化到龙山时期主要墓葬，保留了较多的文化信息，反映了中原地区史前阶段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历程。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墓葬在其他地区也曾发现过，但都是零星或小型墓葬，像清凉寺这样大型的墓地还是首次发现并进行正式发掘，而拥有那么多殉人的龙山时期墓葬在全国也绝无仅有。因此对于诠释中原地区史前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复兴历程具有重要作用。
三晋都市报：清凉寺发掘出的所有墓地都属于同一个种族吗？
薛新明：当然不是。小型墓葬的年代整体较早，而大型墓葬的年代稍偏晚一些，这里的大型墓和小型墓是不同族群的墓葬，说明在这里曾经先后为不同部族的死者或不同机构死者的墓地。如果说小型墓是同一个内部已经分化的部族墓地，那么规模较大的墓葬就是另外一个族群的死者。
三晋都市报：这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我们一共发现了多少个时期的遗物呢？
薛新明：在2003年对“寺里——坡头遗址”的调查中一共发现了8个时期的遗存，也就是枣园文化晚期、庙底沟时期、仰韶晚期、西王村三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夏朝和东周。但在2003年底以后发掘的墓地中仅存枣园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三个时期的遗存。
三晋都市报：从这些出土的玉器文物中，能看出古时候的礼制发展吗？
薛新明：当然可以，从文物中，我们可以明确礼器性质的玉器和墓地中展示出来的暴力色彩、等级区分、风俗习惯等内容，其中折射出来的信息是全方位的。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礼制的出现和发展、完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而其在史前时期有较多的成分反映在墓葬中，能够说明史前时期墓葬等级的资料除墓葬的规模、葬具等因素外，随葬品的组合、质地、形制、性质和数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在清凉寺墓地发现的随葬品中，玉器当然是其中一种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史前时期的玉器不仅是简单的装饰品，还具有神器、法器的功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也正是“寺里——坡头遗址”的清凉寺墓地吸引众多学者关注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们这次调查、发掘工作的起因之一。
三晋都市报：根据这些玉器，能推断出不同的清凉寺墓葬分别属于哪个年代吗？
薛新明：经过考察，证实之前的玉器分别出土于不同的墓葬，出土玉器墓葬的年代也是调查中十分注意的问题。从玉器的特征来讲，所出玉璧、玉琮等与江南良渚文化的玉器极为相似，与我省襄汾县陶寺早期出土的同类器物具有相同特点。由此推断，其绝对年代应当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如此看来，墓地至少有部分墓葬可以早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上述推测与古文献中提到的尧舜禹时期大致吻合，也正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阶段，或许这里的发现可以给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以某种启示。
清凉寺墓地发掘资料在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出土的玉器以一种人与人之间较早等级区分的标志物，见证了一段我们目前认识还不十分清晰的历史。墓地中的复杂情况也反映了远古时期一段由动荡到规范的阵痛历程。
三晋都市报：我们看到，大型墓绝大部分都经过程度不同的盗扰，这是为什么呢？
薛新明：呵呵，这是个特别耐人寻味的问题，目前，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还不十分全面，下面的一些想法也只是一种还不太成熟的推测。
那些埋葬规格较高的墓葬主人在一定阶段曾经不可一世，作威作福。他们不仅侵占了早期小墓代表的族群曾经拥有的这片墓地，无情地破坏了已经存在的坟茔，而且草菅人命，死后还要有人陪葬，用小孩子殉葬，由此可见这一族群当时有着凌驾于其他族群或人群之上的显赫权势和地位。但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乐极易生悲。正是因他们生前不得人心的作风，为自己的墓被盗扰埋下了祸根。
三晋都市报：这一考古大发现能引发人们对史前一些怎样的思考呢？
薛新明：清凉寺墓地的发掘让我们对以前的一些认识重新思考和定位。研究和探索这些遗存，会撩起长期蒙在中原地区古文化之上的神秘面纱，就能以此为线索找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主要源头，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
三晋都市报：清凉寺墓地还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未解之谜呢？
薛新明：清凉寺墓地的发掘给许多研究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一些学术研究上的空白，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作为一个注重实证的学科，我们只能以发现的资料为前提进行论证，即使对一些问题提出推测，也必须言之有理，言必有据。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毕竟只是历史的冰山一角，许多信息已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遗失了，我们进行考古研究宛如“拼对历史的碎片”，透过遗留下来的遗存，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多数时候，我们可以弄清楚是什么，但不能对所有的问题都说出为什么。
就清凉寺墓地本身而言，的确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寺里——坡头遗址”本身面积虽然较大，但真正与墓地属于同一时期的范围并不大，居址的规模和规格与墓地所表现的发达程度极不协调，这是为什么？再比如，清凉寺不同阶段的死者不应该属于同一族群，但那些后来的大型墓主为何要占据原来小型墓主的坟茔，并不惜整体破坏原来的墓区？
还有，那些大型墓主人为何能够拥有较丰富的随葬品，这既不是中原地区的传统习俗，而且随葬的还是史前时期中原难得一见的精美玉器，同时还用了那么多的儿童为其殉葬？他们生前到底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们和与墓地仅一山之隔的盐湖的早期开发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然，最让我们困惑的是，这些复杂的现象到底反映着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先民们什么样的理念？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破译这些千古之谜。 （本篇完）
本报记者 李尚鸿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郑 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