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沟通的语言还没和国际接轨
新京报：在这次事件之前，国内公众对海外藏独势力的情况了解不多，所以这一次很多人对其大规模爆发感到吃惊，获取信息的多少和途径是否也影响了公众的情绪？
郑永年：我同意这个说法。中国民众不仅是对西藏了解不够，对在西方的西藏人的了解也同样不够。比如海外的西藏人有十几万，你不能说所有西藏人都是藏独分子。在西藏人中间，从事藏独的是少部分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把藏人看成一个整体。人们从不同途径获取不同的多方面的信息，这样才会促使他们做理性思考。这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往往信息控制越严的时候，是民族主义表现最强盛的时候，情绪往往超过理性。
新京报:：从目前来看，可以改进的是什么？
郑永年：首先，中国对外交流的模式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很多年里，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际上做了很多好事情，包括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提供经济支持，保护它们独特的文化和语言等等。西方社会的种族整合力度其实比中国厉害多了，比如法国就试图禁止穆斯林在街上戴面纱。一些西方政客公开叫嚷穆斯林是西方价值的敌人。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所做的完全不了解。你可以说当中有西方媒体的偏见，也有中国自身话语体系的问题。中国对外沟通的语言还远远没有和国际接轨。中国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但这个话语体系必须使国际社会能够理解。
中国也必须解决只有一个声音的现状。长期以来，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常常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政府的声音。民间声音不多，更难表达于国际社会。反之，一旦遇到来自西方方方面面的挑战，政府都要亲自出马来回应。政府这样做很累，也不一定最有效。
也要了解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西方媒体和政府之间有一致性，但也有冲突。媒体是一支比较独立的力量，西方政府很难主导媒体。媒体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府利益之上。在那里媒体的利益甚至不一定与公众利益一致。
新京报：目前政府正在通过官方口径不断释放给民族主义情绪降温的信息，这是否有效？
郑永年：我想应当有些效果，但是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我们说民族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必要避免，因为它有很多正面的影响。比如在历史上，我们曾把民族主义引导到建立一个新国家上。此后，还努力把爱国转化为经济建设力量。所以我们不要对民族主义产生太多的恐惧，而是要思考到底把民族主义这个巨大的资源用到哪里。在我看来，当然还是要用到继续改革上面。中国正在崛起，但国内有这么多改革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西方并不是民族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应当是国家的强大。
防止民族主义从“防御性”转为“进攻性”
新京报：国内的理论界已经注意到目前中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双双抬头的趋势，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郑永年：从历史经验来说，民粹主义的基本价值在遭到所谓外在威胁时，很容易转变成民族主义。目前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在对外关系上是重合的，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两者的结合使得民众情绪很容易超出控制，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
现在的民族主义是个“筐”，似乎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各种不同的情绪似乎都可以通过民族主义这个管道表达出来。如果不加以梳理和引导，中国民族主义很可能最终走到民族主义本身的反面，就是说，本身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却帮助对手达到了目标。这个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新京报：你曾在文章中说从大国的责任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的是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而且要避免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变种，目前是否有这个趋势？避免的途径在哪里？
郑永年:我的判断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防御性的，因为这是对西方对中国不公的一种反应。但必须防止民族主义从“防御性”转变成为“进攻性”的。
在近代国家诞生以来，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和民族主义分不开。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一种积极的主义，是国家进步的一个巨大动力。但如果把握不好，民族主义变成了进攻性的，那么就要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国际和平。我们可以举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为例。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两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分不开。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民族主义在这两国最终演变成了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走向了极端。中国要和平崛起，既要有民族主义精神，又要防止民族主义的变质。中国是个大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如果民族主义具有了进攻性，那么周边国家就会有看法，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