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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街道组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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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在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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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黄大妈与儿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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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妈在家做饭
灯火渐暗，但万众瞩目，聚光灯前，一个古老的身影站上了奥运搭建的世界舞台。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2008，北京奥运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时空交错，无意中的重叠，看似偶然，却蕴含着某些天定的玄机。
我们忘不了这两个重要的时间，1978与1992。
前一个时间是起点，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度震惊国人，结果是废除了代表个人迷信的两个凡是，思想解放终于迈出了战战兢兢的一步。后一个时间是中继，一位88岁的老人南巡至深圳，发展才是硬道理得以最终确立，市场经济开始成为公众热衷的话题。
三十年改革开放，里程碑式的标志，不是通向世界的航班、轮渡、互联网络，这些固然为我们打开了了解世界的一扇扇窗，让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天空，接触到更新鲜的空气，但真正的标志只有一个，思想的全面解放。
你的感受、印象，或许对于我们同样重要。因为我们不追求浩大无边的恢宏叙事，我们只关注那些在街头擦肩而过的每个人的悲欢，每棵树的摇曳，甚至是每朵花的芬芳，人从来都不应是一个抽象概念，都该是具体的生动的坐标。关注个体，以小见大，才是可触摸的回望。
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的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让每个人都能诗意的栖居，这正是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
置身于三十年的大变局中，我们心潮澎湃，却又内心坦然，因为改革开放，实是时代的召唤，人民的心声，更是国家的需要。（蒋晨）
引子：
“小巷总理”的由来
约了黄大妈几次，她都忙，组织党员活动日、给辽沈讲坛备课……好不容易定了日子，赶早到办公室“堵”她，还是去晚了——区纪委的领导正和她说行风监督评议的事。就这也不得消停，黄大妈的两部小灵通，一会儿就来个电话，弄得黄大妈一个劲说对不起。
黄大妈的办公室在社区活动室里间，我们开始采访时，外间的老年舞蹈队正在排练，“嘣嚓嚓”的节奏，配合着黄大妈嘎崩脆的大嗓门，相得宜彰。
“都说实行‘大部制’，其实在社区早就是‘大部制’管理了。你就拿俺们兴工九委说吧，一万多人，每天啥事都能遇上，计划生育、户籍管理、纠纷调解、外来人口……这么多事，都归社区这一个‘部’管。”别看71岁了，可黄大妈的思维特别灵活，“……社区虽小，管事不少，跟政府的关系更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可咱社区是啥？咱社区不是一级政府，是居民自治组织！”一口气说下来，黄大妈俨然像个凡事心里有数的“大部长”。
“部长可叫小了，连朱镕基总理都管黄大妈叫‘小巷总理’呢！”工作人员打趣的背景是，2002年7月2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来沈视察，听取社区低保和再就业工作汇报。黄大妈一套一套的“土嗑”和管用的“笨办法”，让一向严肃的朱镕基笑得合不拢嘴，连称兴工九委工作干得了不起，还诙谐地称赞黄凤珍是“小巷总理黄大妈”。由此，“黄大妈”成了黄凤珍的标签。
1978至1985：
居委会的“政治任务”
黄凤珍说，她最早是一名小学老师，25岁那年到铁西兴工公社六马路街道“帮忙”。当时根本没想到，这行能干一辈子。
“那会儿公社相当于现在的街道，街道相当于社区。街道的活挺简单，就是齐齐粮证户口本，发发油票布票，投个蟑螂老鼠药。再就是组织居民打扫打扫公共卫生，组织坐家门口的老太太帮着看家护院，防个小偷啥的。”
1970年，六马路街道的书记被调到公社，年轻泼辣又有文化的黄凤珍接了班。当时，六马路街道自己办了个仪表厂，除了安置部分留城青年，还得给街道五六个干部开支，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1978年10月6日，城市人民公社改为街道办事处，撤销街革委会建制。于是，兴工公社改成了兴工街道，六马路街道改为第九居委会，41岁的黄凤珍成了居委会干部。
别看叫“干部”，可爱当这居委会干部的人可不多。居委会一个月才挣20块钱，社会地位低，没人爱来，所以选举门槛相当低，就地就近只要身体健康、爱干这行就行。当时，居委会成员普遍年龄偏大，女性居多，人们调侃地称居委会工作者为“居大妈”。
可黄凤珍挺知足，毕竟有了财政拨款，不再依赖小工厂养活。黄凤珍坦言，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大伙也不太明白，居委会就整天组织居民学习，学报纸、时事、上级文件，还组织文艺晚会，千方百计完成街道交给的“政治任务”。
(下转A8版)
人物档案：
黄凤珍，女，1937年生，铁西区兴工街道九委社区党委书记。1962年起担任居民自治组织工作者，2002年黄凤珍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赞为了不起的“小巷总理”，从此“小巷总理”成了社区干部黄大妈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称谓，这个称谓从2002年，一直叫到今天。黄大妈以亲身经历见证了“居委会”这个特定时期的符号30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