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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北平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东校校门■东北中山中学供图
电影《黄石的孩子》中，年轻的英国记者乔治霍格在黄石遇到60名无依无靠的中国孤儿。
为了逃离战火，他带着孩子们历尽艰险，从黄石一路走到甘肃山丹。
在战争年代，流离失所的学校并非只有电影的原型。
如今的沈阳东北中山中学，曾在抗日战争期间辗转流亡万里坚持办学，电影里发生的一切搬迁、轰炸、重建校园都曾经真实上演过，只不过她的经历更加曲折，路线更长，涉及的师生也更多。
和平区南昌街13号，虽然隐藏在一条小巷子里，可老建筑总是无法不引人注目。
这座饱经风霜的老楼是“日伪”时期的建筑，是东北屈辱史的见证，然而使用这所建筑的学校却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办学和斗争的荣耀东北中山中学，1934年3月26日在北平为东北流亡学生建立，随着全国抗战开始，学校辗转流亡万里先后迁往江苏、湖南、四川等处，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沈阳。
每一次迁移，都如电影《黄石的孩子》中表现的那样，带队的校长受命于危难而将信念薪火相传，学生们坚韧不拔忍饥受寒，一切都只为寻一处能平静安放书桌的所在。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命运的巧合，建筑见证的侵略与校史记载的反抗矛盾地交织在同一所学校、同一栋建筑之中。
北平建校
为流亡学生成立的国立中学
1934年是沈阳沦陷的第三年，建立于沈阳南昌街上的一栋教学楼是当时的“满铁奉天中学”，培养的是日本人期望的学生，而东北的爱国学生则早已随着东北军一起流亡关内。
那年3月26日北平创办了一所招收当时东北四省流亡学生的学校，这就是东北中山中学。“当时创办这所中学的倡导者有高惜冰、齐世英、李纶三等人。”东北中山中学老校友蒋绍绂告诉记者，创办者的意图是解决当时东北四省沦陷后流亡学生的就学与生活问题，并借此以保护东北的爱国力量。
经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批准，全国的第一所国立中学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成立。建校初期，在这里招收的无家可归的东北籍学生中，年长的不过十七八岁，年幼的只有十二三岁，一经考入中山中学，吃、住、医、书等问题都一并得以解决。
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很强，不但购置了《万有文库》、《四库备要》、《古今图书集成》及其他中外科技、文学名著在内的图书数万册，而且首批教师也多数都是北大、清华、东大等名牌大学刚毕业的高材生，或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专业造诣极深的中年教师。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中山学生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运动，是当时有组织地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惟一一所中学。全校学生1000余人和部分老师都参加了“一二一六”全市学生救亡运动的大游行，当时很多学生负责人都成为后来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包括后来曾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郭峰、曾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的李涛、后来曾任吉林省省长的于克等人。从北平建校时起，鲜明而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已经根植在了师生的骨子里。
首次迁校
南下板桥首入乡村
1936年下半年，形势恶化，“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同年11月12日，中山中学被迫开始了南迁之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或者说绝不期望，这条寻找可以平静安放课桌的路将会那么漫长。
与后来几次搬迁比起来，这次南迁相对安全，师生自东直门车站乘火车出发，13日傍晚抵达南京附近板桥镇。蒋绍绂说，板桥是南京西南约五十里的一个小镇，有公路及江南铁路在此通过。
学校刚迁入时，无水无电，全体师生多是睡在地板上，每天早上都拿着面盆到池塘边去洗脸漱口。校舍间通道每逢下雨便是一片泥泞。
这时因课桌尚未自北平运到，无法上课，学校就组织学生整治校舍环境和修建环校公路的义务劳动。到1937年春，课桌等设备一运到即开始上课。
中山中学南迁板桥，是从城市首次进入了乡村。学校迁到这里后，仍旧保持了严格的军训，其中高中部分学生参加一次军事集训时，团体总分名列前茅，当时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此奖励学生每人黄卡其中山服一套。
第一次西迁
采用军事战术终于挤上船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并经常轰炸南京。为此，学校请当时东北籍将领、六十七军吴克仁军长拨赠了步枪100枝和子弹l万发，1937年11月19日南京沦陷前夕，由王先青校长率领全校师生撤离板桥镇。
据东北中山中学校史办的老师介绍，此行由板桥西迁路线是：由板桥镇车站乘货车南下芜湖，再分乘小火轮沿长江而上至安庆。然而实际情况是，学校在芜湖等了一星期船后，因为逃难的人太多，学生们还是挤不上船去。这时军事教官王禹超指挥受过严格军训的高中男生，采用“楔形战术”在拥塞的人群中打开了一条通道，保护女同学及低年级同学终于上了船。
在武汉停留了20余天后，12月底师生终于自武昌乘火车南下抵长沙。当时已经得知在湖南省湘乡县永丰镇的璜璧堂可为临时的校址，全校师生决定南下璜璧堂。
王校长派了100名高中学生组成先遣队，采用急行军以三天时间徒步两百里先行赶到了永丰，学校大队人马至次年1月5日抵达璜璧堂，这次历时逾一个半月的西迁方才结束。
当师生们从板桥仓促西撤时，只能是轻装行军，所有学校的图书仪器和师生的大件行李，都由刘培勋、张广誉两位老师负责随后车船押运。在兵荒马乱中，两位老师沿途历尽艰辛，步步惊险，终于把押运品一件不少地护送到了永丰，因而被赞为“押运功臣”。
第二次西迁
经历多次断水断食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11月12日师生撤离了璜璧堂，不得不开始第二段的西迁。在韩圣波校长主持下，把目的地选在大后方的四川。
为了轻装行军，学校留下的图书、仪器及师生大件行李，仍交由刘培勋老师负责押运，当他们抵重庆再转运到终点静宁寺时，已是次年的秋天了。
这一次的迁移，学校将师生编为四个大队，第一队做开路先锋，第四队兼任善后扫尾。每个大队都由两位老师负责领队。队伍从璜璧堂徒步出发，到湘潭后登上火车沿粤汉路南下。
这一路都是意外之祸，车到霞流，因长沙大火，全线停车，师生困坐车中，一整天断水断食；火车继续南行到衡阳时，又遇上日机大轰炸，全体师生只好离车爬上附近的山坡躲避，又是一整天没吃没喝；为了候车，师生们曾在车站露宿通宵，11月17日才抵达桂林。
到桂林后，所有男同学住在七星岩的山洞内，女同学则住在市内竹棚里。休整一个星期后同学们开始徒步行军，许多同学脚上都打起了血泡。童军教官娄湘涛老师就发明了土疗法，让同学们用针烧红去挑破血泡，再用煤油消毒。
经过26天徒步行军800里，师生到达宜山的怀远镇，借用镇公所的房屋和一座旧庙改作教室，复课了三个月。在这期间，王虚中老师上生物课时因无黑板，便用粉笔在他的大衣上画图为学生演示，足可见当时的条件之简陋。
从怀远继续撤离，因无交通工具，学校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由师生自由组合成行，在途中或徒步或搭车，到贵阳再集中，于4月底抵达重庆。不料师生在重庆正准备出发时，突然遭遇到日本人的“五三”大轰炸，整个重庆市区成了一片火海，中山建校时的元勋、迁校途中领队之一的宋子和老师及其夫人，还有三位同学均不幸在重庆储奇门长江边同时罹难。
1939年5月5日，全体师生乘十余艘大木船离开重庆，终于在当月下旬到达西迁的最后一站静宁寺，把校址定在了这个川南威远县一处当时已被政府查封的大庙中。
回迁沈阳
这是一次归心似箭的迁移
在静宁寺的校园生活相对安定，但是因经济困难，师生的生活也就更加艰苦。老师们所领工资仅够一家人勉强糊口，而且多数老师还要省衣节食去接济学生；学生虽然享受公费待遇，但一日三餐是两稀一干，有限的老萝卜干、盐水胡豆成了当家菜，多数人是吃不饱的。
就这样坚持着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1946年暑假，学校经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迁至沈阳，并选定了沈阳原“满铁奉天中学”旧址作为中山中学的新校址。
又一次迁移开始了，不过这一次师生们是迫不及待地出发。学校包了几十辆大卡车，少数车装运图书、仪器及档案资料，多数车安条凳坐人，数百名同学和一部分老师于10月10日离开了静宁寺，两个多月后到达沈阳。
其中有归心似箭的郭永伟等30位同学，先期返回东北，他们这一路上包车出川后到陕西宝鸡改乘火车，经西安到华阴后步行穿越解放区，行经霍县时，当时太岳军区的副司令员孙定国专程前往看望了他们。不过行至北平，因路费花光，他们干脆申请加入受救济的难民队伍，乘上送难民的火车终于于10月初到达沈阳，比学校复员的大队伍还早到了两个多月。
回到沈阳的学校当即在校舍大门前挂上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校牌，一座原本是日本人侵华见证的建筑，从此开始了一段崭新的旅程。为表示不忘万里流亡的迁校历史，学校当时分别以永丰楼、怀远楼、板桥斋、静宁斋为教学楼及男女生宿舍命名。
在艰难的抗日战争年代，包括著名诗人郭小川、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著名电影演员李仁堂等人都曾经就读东北中山中学。1996年1月29日，经批准，本已改名为沈阳市第39中学的学校复校为东北中山中学，一个名字改变的背后，是后人对那一段抗争历史的敬意。
本报记者 高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