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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斌，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九三学社河北省委主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医科大学副校长、法医学与病理生理学博士生导师。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讨论的事情，都是国家大事，必须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据理力争，避免立法不公平，尤其是不能把部门利益法律化，人大立法部门化。
□我没有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自己的政治阶梯，我当它是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必须做我该做的事儿。
记者是在中华医学会的接待室里采访丛斌委员的，距离他连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十天有余。接待室墙壁上悬挂着避免过激行为的规劝词，桌子上盒饭纸杯横七竖八。当时，丛斌已在对面的鉴定会议室里呆了整整一天，记者在门外等他的时候，会议室里不时传来他铿锵有力的发言声。传达室门卫告诉记者，一般的医疗事故鉴定，3点钟差不多就会结束。可见，这次鉴定不同寻常。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医学会可以对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争议组织专家鉴定，丛斌是专家鉴定组成员。这是记者第一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以外的场合接触丛斌。
他的想法总是与别人不同
由于诸多身份：九三学社河北省委主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医科大学副校长……奔波是丛斌的工作常态，两日后他又将奔赴哈尔滨。即便这样，从2003年起担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来，丛斌从来没有请过假，也没有在任何一部法律草案审议时“沉默”。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常委会会议上，盛华仁副委员长握着丛斌的手说：“丛委员，我从你的发言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你的想法总是和别人不同。”
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发言，可以在审议记录中一一找到。
在最后一次审议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时，丛斌针对“地下水安全”发言：地下水循环周期是一万年，过了几十年，老百姓不知道某个地方的地下水体是否安全，所以建议加入“监管部门对地下水体污染区域要做永久性标记”的规定，确保子孙后代饮水安全。
在初次审议社会保险法草案时，他建议将第十五条修改为：土地已被全部征用、且未就业的农村居民可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社会保险费不能单纯从征地补偿费中支付，不然农民得不到实惠。”
在审议律师法修订草案时，曾有15年执业经历的丛斌，对于律师执业规避制度，建议根据我国国情，对“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一条中“不得”后增加限定条件：“以律师的名义”，因为父母可以为子女做辩护人、代理人，子女也可以为父母做辩护人、代理人，亲属之间也可以做，因此，法律不应限制律师以普通公民身份为近亲属做辩护人、代理人。
有些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丝毫不影响他下次审议时的发言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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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创造”枪下留人的奇迹
丛斌常以丛式视角和丛式逻辑思考问题，发言时偶有东北口音，不光是记者本人，很多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同行都曾对他的专业背景怀有疑问：学经济出身，可能；学政治法律出身，可能；医学家，也可能……
直到拿到他的名片：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医科大学副校长、法医学与病理生理学两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才恍然大悟。2003年以来，他承担了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5项省自然基金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4部。他所领导的法医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丛斌带两个专业的博士生；自己读过两个硕士学位，1988年读法医学专业，1995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法学专业；在读法医学硕士期间，他还到西北政法学院夜大学习法律，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在考取率只有1％的当年考取。丛斌作为医学专家，分别于1998年和2006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作为律师，执业15年来，为千余当事人作过辩护；作为法医，鉴定、复核过千起案件，无一差错。1994年，他到日本从事法医分子生物学的专题研究，计划12个月完成课题，结果只用了6个月时间。“每天睡4个小时就够了，一直是这样。”在51年的生命旅程中，丛斌做的是平常人的数倍。除了“活得要有价值”，他并无其他想法。
不过，一项事业，丛斌已经放弃了。自2003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那一天起，丛斌不再从事兼职律师的任何工作。和伍增荣委员一样，依照法律规定，他完全放弃了律师事业，那一年，他45岁，刚刚当选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曾经峥嵘岁月，丛斌两次“创造”了枪下留人的奇迹。1992年，河北省保定市发生了刘小楷“开枪杀人案”。丛斌接到此案时，二审已经判决刘小楷死刑立即执行。根据枪弹的机械原理，丛斌认定这只是一场意外。“刘小楷为保护他人生命安全，与身份不明的持枪人争夺枪支，在这一过程中，枪支走火致持枪人死亡。”丛斌的意见被最高法院采纳，法院委托有关部门对现场枪支所作的技术鉴定，与其判断完全一致。
还有一次更加惊险，是在罪犯即将被执行枪决的前夜。1991年，丛斌代理一起精神病患者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已被某大城市精神病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非精神病，但凭着多年的鉴定经验，丛斌认为鉴定结论有误。然而，当他将辩护意见上交办案机关时，死刑判决已被核准，死刑令已经签发，准备第二天执行枪决。丛斌赶往火车站，在已经停止检票的情况下登上从石家庄开往北京的列车，不想赶到最高法院门口时，已经是下班时间。
丛斌对着纷纷走出大门的法官高喊：谁是刑一庭华北组的审判人员？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接待了他。40分钟后，最高法院作出了暂缓执行死刑、重新鉴定的决定。此后，北京市司法鉴定委员会组织国家级精神病专家对该罪犯进行了重新鉴定，结论是其确有精神病。
在他的心中只有四个字：公平正义
采访中，丛斌无数次提到，作为法律人，法律在他心目中是四个字：公平正义。“做律师时，我只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法医鉴定时更是如此。遇到技术性标准不详尽的情况，作出判断更多的是依靠专家的理解和推断，法律人的良知告诉我，不能有丝毫偏袒。”丛斌对记者说。
现在，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常设机构的组成人员，丛斌肩负着更高的使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讨论的事情，都是国家大事，必须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据理力争，避免立法不公平，尤其是不能把部门利益法律化，人大立法部门化。”丛斌笑着说，和有些委员争论，有可能最后是他错了，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5年前，有人对我说，你才40多岁，就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后的政治生命无限看好。我没有想过这些，如果想这些，我就不说那么多了。我没有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自己的政治阶梯，我当它是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必须做我该做的事儿。”丛斌举例说，比如，必须思考，这么庞大的国家和社会，上层建筑方面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建立社会公平，这是老百姓内心的终极期待。”在丛斌看来，老百姓并不要求多么奢侈的生活，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只要社会公平，就能安定。人类社会发展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公平原则。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公平与正义，民主与法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也是政治基础。
“也有人说，你已是省部级干部了，在这样的位置上，完全没必要还那么奔波和操劳，尤其不要费尽心思思考问题，要学会解脱。”丛斌说，“我可受不了，我是完美主义者。”他进一步解释，所谓完美主义者，就是别人满意自己，自己不一定满意自己，内心容不得半点凑合。有学者说过，成功人士都是不同程度的完美主义者。
（图片摄影：程丁）
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