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付克友
丧葬队伍大放哀乐和鸣炮，中和居民不堪其扰，有关部门出招整治。对于这似乎陷入“情”与“法”的尴尬，答案已经不言而喻———在人性化执法的前提下，尽量尊重“情”，但严格执行“法”。
深入地看，问题还不只是“情”与“法”的尴尬，而是一种传统的丧葬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冲突。
纸钱纷纷，哀乐声声，无疑是一种传统的丧葬文化。虽然附近的居民说“这种鸣炮的习俗是近两年才时兴的”，但是，吹奏哀乐的习俗却是古已有之，因此与其说“鸣炮”是一种新的“嫁接”，不如说是向传统习俗的变相回归。文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往往不会随着时代消亡。披麻戴孝、撒纸放炮是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是曾经与农耕文明浑然一体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源远流长的丧葬文化里，我们通过那些仪式来祭奠逝者，完成生与死的传承。
不过，从农耕文明到城市文明，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文明在升级。在农耕时代，人们散居村落，送葬队伍即使蜿蜒数里，再怎么锣鼓喧天，也骚扰不了几户人家，一年到头也就那么几回。而且在“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的文化贫瘠的背景下，丧葬仪式还是村落里男女老少难得的文化生活。可是在城市，人口密集，如果每天早上6点都有一个甚至数个送葬队伍走过闹市街区，就难免成为附近居民的噩梦。传统的丧葬文化，与城市文明格格不入。
在成都城乡一体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传统的丧葬文化与日益提升的城市文明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城乡统筹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变市民，居民的身份发生改变，职业发生改变，生活方式随之发生改变，这些仿佛都是一夜之间的事。然而，文化的演进却非一蹴而就，它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传统的村落文化向现代社区文化的转变带着一个长长的尾巴。传统的丧葬习俗，在不知不觉间拖了城市文明的“后腿”。
问题在于，即便是原有的城市居民，也往往热衷于传统的丧葬文化。那些经过中和的送葬队伍，显然来自城区的四面八方。难道传统的丧葬文化必须彻底禁止吗？禁止后，我们又能用什么方式去慎终追远呢？既然文化需要传承，那么它能否经过一定改造从而和城市文明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既然问题的根源在于送葬队伍途经街区，那么能否找到适合的地方和路线，或者提供新的公共服务，既保留传统的丧葬文化的实质，又不再拖城市文明的“后腿”。当然，这是需要广大市民与城市管理者共同思考的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