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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下海官员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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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下海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的30年里，官员下海也形成了三个阶段，几乎每10年就会出现有规模的官员下海，三个阶段呈现出富有时代特色的不同表现。
在辽宁改革开放进入到第30年的时候，审视30年期间下海官员的兴衰沉浮，对官员下海这一备受争议的现象，无疑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以辽宁为空间，53岁的程小平无疑具有着标杆的示范意义辽宁第一个下海的官员1985年1月13日。
“第一人”借钱卖蒜薹
“没工作了，我还可以当民办教师，还可以当农民。既然改革，就得有勇气付出代价，否则的话，什么也别做了”
约访下海官员并不容易。
尽管有资料显示截至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辽宁已有3.5万名官员下海，但是，特殊的背景让这些人只想过远离舆论的平静生活，不想招惹是非也不想被人评头论足。“一方面是官员背景养成了普遍低调保守的作风，另一方面是虽然下海的官员人数不少，但真正取得成功的并不多，更多的人又回到了原来的系统。”一位在职官员告诉记者。
曾是本溪市团委中学历最高的年轻干部，在23年后的今天仍然保持着一种儒雅的风范。对于程小平来说，当初的下海至今仍然值得纪念。
从辽宁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本溪市团委，“我们那批毕业生里，有现在的省委常委，但当时，我分配的地方是最好的。”
程小平坦言：“中国知识分子都有那种英雄情结，总想着为自己的国家做些尝试。”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莫名的激情始终困扰着程小平，“为国家做贡献，也许还有别的方式。”程小平决定辞职，从而成为辽宁下海官员第一人。
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显露出官员下海的端倪。
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到下属单位或企业担任领导，“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不过，在辽宁尚未有官员下海。所以，当程小平提出辞职后，当时的领导也束手无策，各个部门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做出石破天惊之举的年轻干部“提出辞职申请好几个月了，各个部门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尽管遭到除妻子之外所有亲人的反对，但程小平没有采取稳妥的方式保留公职，“我已经把最坏的结果想好了。”程小平说：“至于没工作了，我还可以当民办教师，还可以当农民。既然改革，就得有勇气付出代价，否则的话，什么也别做了。”
初次下海的程小平借了200元，在市场上卖蒜薹。“想清楚了就无所畏惧，我知道我要怎样的人生。”所以，看到熟人的时候，程小平坦然面对，当“犯错误下来了”传言流行的时候，程小平也没有辩驳。
不过，程小平的辞职，显然掀起了本溪政坛不小的震波，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有46名官员下海，这一现象甚至引起了中组部的重视。
“中组部一位姓郭的同志来本溪调研，把我们这些辞职的官员都找去了解情况，但是并没有下什么定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有待观察。”程小平在卖蒜薹挣到2000元的时候，开始从事工业水性木器涂料的生产，如今程小平的辽宁一一三集团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水性木器涂料供应商。
在中国的商人里面，程小平觉得自己和史玉柱有些相似，都有过决策的失误，“那是在1993年的时候，盲目投资，又被别人骗了几千万，事业出现了低谷。”
下海官员的三个转变
“当副市长的时候，下面会拿出几套方案，我只是综合考虑，作决策，现在我得给董事会拿出几套方案”
1993年，距离程小平几百公里的大连，王青洲从西岗区区委副书记的岗位上下海了。
在1992年前后的短短3年的时间里，中国再次出现官员下海浪潮，并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92派。
一个简单的道理，改革就是打破旧体制的过程，从经济学的原则来看，社会中的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官员也不例外对于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在于，支持改革给他们带来的预期收益要大于他们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
谋求自己更大的价值体现，是这一时期下海官员的普遍心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得官员在流动问题上，不得不面对进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不断地看到和感受到作为改革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自身拥有的社会地位以及身份优势，以及推进改革向前发展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又羡慕在改革转轨期中获取高收入的阶层，以及这个阶层行事时不会受到多方面牵绊的自由。
瓦房店市原副市长荆孝岩便是其中之一。
当了10年副市长之后，荆孝岩的仕途未能更前进一步。于是，荆孝岩自动“退居二线”，来到一个大石桥的企业做总裁。
在从官员到企业家的路上，荆孝岩告诉记者：“首先要对自己有个改变。由官到民的转变，从前呼后拥到一一拜访；有一年三十晚上，为了跑一个项目，我在一个银行行长的门前等了几个小时，只是为了送上我们的可行性报告。由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当副市长的时候，下面会拿出几套方案，我只是综合考虑，作决策，现在我得给董事会拿出几套方案；由公到私的转变，以前是人民的公仆，也是国家的主人，现在就是老板的打工者。这种转变我用了2年的时间。”
实际上，对于有着报国思想的下海官员，如果仍然坚持当初的理想，最后往往会殊途同归。
如今的荆孝岩放弃了年薪百万的私企老总职位，投身到王青洲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中，每月拿着5000元的薪水。对此，荆孝岩说：“我现在很充实也很快乐。”
官员下海的种种争议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由于掌握的资源最占有优势，官员背景下海的人实际成为获利最多的群体”
2002年前后，全国掀起了第三次官员下海的浪潮。
不同于前两次的是，当时下海官员多处盛年，且下海前身居要职，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尤其是方兴未艾的IT高科技产业，下海的方式不再是最早的停薪留职，而是毫无牵挂地投身商海。
2004年1月，沈阳市商业局原局长鹿璐正式就任大商集团副总裁、沈阳地区集团总裁。尽管已经是第三次官员下海的浪潮，但是鹿璐的举动依然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
4年后的今天，鹿璐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不想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不过，在新世纪里面，鹿璐的辞官下海，依然对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进行了一次勇敢的突破。
而辽宁也在鼓励着官员下海。
2004年，辽宁省制定《20042010年辽宁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规定：辞职领办或创办企业的机关干部，在离开机关5年内如果本人申请，可在单位同意且有编制的情况下，回原单位工作。
不仅如此，2008年4月2日召开《辽宁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草案）》听证会后，草案内容关于“公务员下海有补偿”，引发了激烈讨论。
实际上，从官员下海之日起，争议就不绝于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黄仁宗说：“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由于掌握的资源最占有优势，官员背景下海的人实际成为获利最多的群体，其开业资本是平均数的1.8倍、销售额是平均数的1.8倍、纯利润是平均数的1.9倍。”官员下海的优势不言自明。
尽管下海的官员们尽量避免和媒体接触，但是，公众的质疑并没有因为他们沉默而停息，官员下海的是非争论从来就是一个让人关注的话题，很多人担心，官员下海有“洗钱”嫌疑；也有人认为，官员在位时可能利用职权为企业争取到了不正当的利益，但当时并没有收取回报，下海成了一种权力兑付的行为；还有人担心，下海官员们依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发挥作用，同样可以导致腐败的滋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崔生祥就质疑道：“官员的人脉和权力关系已经演变成重要的资源，企业更看中官员的就是这种资源。”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官员下海现象的背后，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带来的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它表明市场化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初步取得支配性地位，而且以市场化作为我国整个宏观体制改革价值取向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官员下海，看上去是一部分政府精英“转会”到了民间，但由此而壮大的民间力量应该是更容易理解政府所推进的改革事业，从而大大削减了在一些社会重大问题上，由于利益的冲突可能出现的社会愤怒情绪。
事实上，高层对引发民众争议的官员下海，也早有准备。
2001年，中纪委提出了“三年二不准”原则规定，即党政领导干部离职后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不准个人或代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紧接着，2004年中组部颁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要求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必须履行辞职程序，其中“对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干部要委托审计机关对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随后，2005年4月28日出台的《公务员法》，进一步提出了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如违规且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
细读中纪委、中组部以及《公务员法》等对官员辞职下海的以上规定，其中并无具体细则。
程小平■本报记者 萧石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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