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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来自广西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进行模拟注射死刑的演练
3月11日，成都。一个封闭的室内，“医生”将针头准确无误地扎入“病人”的静脉血管，进入体内的“药水”在两分钟内，结束了三名死刑犯的生命。
这三个人，生前因各种原因杀害了他们的亲友。
如果行刑提前11天，终结他们生命的会是几枚冰冷的子弹。
建国后，枪决一直是中国统一的死刑执行方式。1979年作为执行死刑的惟一法定方式，枪决被正式写入刑法。1996年，新刑诉法补充加入注射作为死刑方式之一。
作为首座试点城市，1996年昆明为四名死囚执行了注射死刑。目前，云南、成都、太原全面废止了枪决，另有多个城市计划今年内全面推行。
从枪弹到针头，中国刑罚的人道进步在悄然加速。
刑场归来不敢喝粥与蛋汤
旁观死刑犯的公判大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集体记忆。
死刑研究学者刘仁文对二十多年前目睹的一个场景记忆犹新：一个被捆绑的女囚，脖子上挂着写有名字、打了红叉的木牌，在敞篷卡车上沿当地主干道游街示众一圈后，押往宣判大会会场。下车时，女囚被武警用力一拽胳膊，直接从车上跌滚下来。
1984年，全球已有87个国家废除了死刑。其时，联合国敦促仍延用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
彼时的中国，“严打”正酣，盛行运动式执法。
死囚们在数量庞大的围观者面前接受公判后，直接被拉往刑场执行枪决。对中国北方一些普通百姓而言，枪决死刑犯的作用不仅是政府所宣称的“威慑犯罪，安定社会”：一些人将死刑公告下角的法院公章抠下，缝进体弱多病者的衣服里，以驱邪扶正。
1997年6月初，成都禁毒日集体宣判大会因香港回归而提前。成都某高校刑诉法副教授绉宇(化名)目击了当时的枪决现场。
刑场设在成都东郊，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十余名死刑犯一字排开，各自面向一个小土坡。持枪的武警上前，在半米开外对准犯人脑袋。
枪响，子弹穿透后脑，飞出脸部，溅入土坡。
“有两名死囚倒在土坡上时还在挣扎，武警立即上前补了一枪。”绉宇仍然记得，法医验身后，书记员一一记录“×××，×弹毙命”。
根据刑诉法对死刑执行的程序规定，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对罪犯应当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然后交付执行人员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后，在场书记员应当写成笔录。法院会将执行死刑情况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后，法院通知罪犯家属。
“死刑犯和执行者好像一下子互换了角色。”绉宇说，从那刻起他坚定地反对死刑。
从枪决刑场回来后，绉宇和许多刚上岗的行刑法警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喝粥和蛋汤，这会让他们想起四溢的脑浆。
1996年“严打”高潮过后，宣判大会规模逐渐缩小，次数也开始减少。此外，无罪推定、少杀慎杀等法治理念的普及，剧场式的宣判景观与行刑场面，渐渐退出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