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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讲述
冯志根，香港人，早年在台湾大学读机械系，第一份工是英美烟草公司生产部，之后进入香港电业有限公司，1977年年底，受命来内地建厂。现为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香港人，他见证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成长，也见证了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前进的步伐。
3月26日下午，在有“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之称的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石岩旧厂车间，见证了“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发出第一声呐喊且不断壮大的冯志根向记者讲述着30年来办厂的点点滴滴。这位满头白发的长者，迎着春日阳光，沉醉在深深的回忆之中。
实物点击
编号“深轻宝第001号”的协议书，一幢两层楼的旧厂房，这是深圳第一家且有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之称的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原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又被称为“线圈厂”）在深圳历史上留下的印记。这些旧物，见证了“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的萌芽与发展。
历史回眸
深圳经济特区的开放是从引进外资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开始的，而“三来一补”企业是从经营“三来一补”业务开始的。“三来一补”是指我国企业与国外、港澳地区企业之间进行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四种经济合作方式的总称。1978年12月，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宝安石岩上屋大队。1979年底，深圳市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200家。到1981年底，外资企业已达1800家。到1985年底，深圳特区已与外商签订协议4696项，协议投资33．5亿美元，占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六分之一。
地理优势让“首只螃蟹”落户深圳
1977年，在改革开放的大幕还未正式揭开之时，香港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加工工业面临着人工贵且十分紧缺的困境。当时在香港电业有限公司任职的冯志根受命来到深圳，考察设厂事宜。
“当时香港人工（工资）比较贵，每人每天要100元，尽管如此，3000元的月薪也很难找到人到工厂工作，这就让我们陷入困境——订单要不要接？接了没人做怎么办？我们必须找出路。我们通过一些途径得到内地允许港资企业过来设厂的信息，那意味着可以利用内地优势，如人工（工资）低，工人多，愿意到工厂工作等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困境。所以我们决定考察一下到内地设厂的可行性。”冯志根说，他们首先找到的是当时的广东省二轻工业厅，“他们很欢迎我们来投资”，在得到批准后，他们就放心地进行考察了。而这一考察，最终让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深圳。
为什么会把“第一只螃蟹”放在深圳呢？冯志根说，首先是交通问题。他告诉记者，当时，内地工业非常不发达，所有零配件都必须从香港运过来，然后加工后再运回香港，因此，距离近是第一考虑。当时，也有朋友建议到惠州去设厂，还给出了很多优惠条件，但是，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深圳。而在深圳的石岩设厂，则是朋友建议的缘故。
“当时，我们在香港的一个朋友是石岩人，他知道我们要到内地设厂，就提出不如到他家乡去，可以让家乡发展起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石岩。”
1977年年底，冯志根坐着一辆面包车从罗湖进入深圳，经布吉，再翻过大山，沿着坑坑洼洼的泥路，来到石岩。当时的石岩，仍是一大片农田，但是综合各种因素，冯志根认为在这设厂可行。带着这一意见，冯志根回到香港。经过讨论，公司决定就在石岩上屋大队开设工厂。
1978年11月18日，这是个值得记录的日子。在这一天，深圳第一份来料加工协议正式签订，“……在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双方代表就发热线圈来料加工业务，进行了充分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协议如下……”这份协议是由三方共同签署的，甲方有两个单位，分别为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和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乙方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香港电业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协议的签订，正式标志着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石岩萌芽了。
这份今天看来有着非凡意义，开启了深圳乃至全国“三来一补”工业大门的协议，当时只是进行了一个非常简朴的签订仪式，没有大肆庆祝。但冯志根有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从选址到审批一路绿灯，手续非常简单，效率非常高，他没有感觉到两种体制下办厂有本质上的区别。
企业在深壮大产值超10倍
1979年春节一过，工厂正式开工。香港电业有限公司投资30万元港币，其中四部机器和其他设备等硬件占一半，现金投入占一半。那时的工厂没有宽大的厂房，只是由上屋大队办公的两层小楼中腾出了约400平方米的二楼作为厂房。而25名上屋大队的女队员就成了在此后多年都受人羡慕的“高收入人群”。
上屋电业的老员工习惯性地把当年的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叫做“线圈厂”。这是因为1979年春节一过正式开工时，工人们唯一的生产内容就是加工吹风机发热器中的线圈。跟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一开始“线圈厂”的生产，并不是非常顺利。冯志根从香港带来几名技师，负责对新进工人培训。女工都没接触过线圈加工，因此，在开工的第一个月，成品率还是零！而工人们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也不彻底——他们一开始并不适应工厂的生产作业规范，常常有女工抱着孩子来上班，有人家里需要做饭、收割时就跑得不见踪影。而当时的水、电、道路交通、通讯也都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冯志根带领着第一帮“吃螃蟹的人”一一克服这些。
“毕竟什么事情都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当时我们只是想着在一定的时间内培育起一个可以解决香港公司面临困难的后援基地，所以，我们并不为低成品率而感到悲观，而是继续加强培训。只有产品通过最严格的检验，合格了，才能算成品，这就保住了产品质量之根本。”冯志根说，这一标准30年来没有变过。而工厂的生产作业规范，也在慢慢建立，工人们开始有了上班下班的概念，不再随心所欲地在上班时间离开岗位。
冯志根告诉记者，大概半年后，“线圈厂”的生产渐入佳境，工人们渐渐熟练了起来，成品率节节上升。而比香港低得多的工资和充足的人力资源让工厂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那时候，在香港每个工人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而在深圳石岩，熟练工人的月收入才200元左右。而且由于当时的农民收入普遍很低，大量的村民希望能得到工作的机会，争相到工厂来工作，因此人力资源非常充足。而深圳对于“三来一补”企业的优惠、扶持政策也不断地为其壮大输送养料。因此，上屋电业有限公司逐渐壮大。
1979年年底，“线圈厂”的工人扩充到70人，“线圈厂”在村委旁边建起了一座两层的厂房，把生产车间整个搬了过去。
到1988年，电业有限公司将50％的生产任务转移到深圳。“线圈厂”也搬入新厂房，厂名变更为“深圳电业制造厂有限公司”。
1989年，深圳电业制造厂有限公司的产量达到每天5000件的水平，4条生产线同时开工，工人数也增加到400多人。
1993年，该公司由“三来一补”企业转为独资企业，更名为“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公司将全部生产线迁至上屋，在香港只保留行政、研发等部门。
2003年，上屋电业又在深圳出口加工区建厂，由原有的3万平方米的厂房扩建到7万平方米，并改名为全能电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企业也逐渐转型，紧跟时代脉搏，走上了高新技术的发展路线，并被深圳科技局评为高新技术企业。
从只生产电业有限公司产品所需的配料，到公司将生产难度大的产品成品生产移至深圳，上屋电业有限公司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石岩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冯志根透露了一个数字，当年电业有限公司每年的营业额是三四千万元左右，而在深圳的发展，让公司的营业额最高达到5亿元左右，超过当年10倍！
现在，上屋电业有限公司已发展成拥有1800多名员工的大企业。但是，冯志根说，在深圳这片热土上，上屋电业有限公司将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继续发展。“我们将继续与深圳一起成长，永不满足，永不停步。”
当事人讲述
叶福松，原宝安石岩上屋大队民兵营长、团支部书记；1976年起任上屋村委主任、党支部副书记；1986年任上屋村委党支部书记，现任石岩街道上屋社区党支部书记。作为上屋大队的干部，他亲历了是否让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石岩时的激烈思想交锋。
一提起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线圈厂”，石岩街道上屋社区党支部书记叶福松被勾起了诸多的回忆。他告诉记者，是否让这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石岩，当时是经过了激烈的讨论和思想交锋的。而最终改善群众生活的念头占了上风，促成了“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的萌芽。
引进港企办厂争论大半年
激烈讨论敲定引进“三来一补”企业
“知道有香港公司要来石岩办厂，而且选的是我们大队，大约是在1978年年中。在此后的大半年里，我们大队干部开始了激烈的讨论。”叶福松笑着说。
当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线圈厂’姓公还是姓私”以及“办厂让大队的群众去厂里工作，给他们工资，那是不是走资本主义路线”。
当时大家都很保守，怕犯错。所以引进还是不引进这家厂，在当时的干部和群众中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作为当时引进办厂的坚决支持者，叶福松想到的是引进一家工厂给群众带来的利益。“当时上屋大队人均年收入110元左右，全部为农业收入。生活过得很苦，一年到头也没有一个闲钱，要是碰上什么意外，还得四处筹借。如果让工厂进来，一个月的工资就顶上一年的收入了。这样确确实实能改善群众的收入。所以我当时是坚决支持的！”叶福松说。
经过大半年反复激烈讨论后，大队里7个干部中，包括他在内，有4人表示赞成，其他3人不表态。4：3，少数服从多数，引进工厂进石岩上屋大队获得通过。
当记者问他，赞成引进“三来一补”工厂，会不会怕犯错误时，叶福松的回答是不怕。他告诉记者，当时他想，这是宝安县轻工局引进的项目，应该是错不了，而且能给乡亲们带来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不试试呢？至于其他，没什么好担心的，自己本来就是农民，即使有什么问题，大不了不当干部，继续当农民就是了。
一年创收四五万初尝甜头
随着“线圈厂”在1979年开工，上屋大队尝到了种种甜头——25名女工上岗了，这些女工在香港派过来的技师指导下，开始了吹风机发热器中的线圈加工工作。随着技术的娴熟，这些女工们一个月可以挣100多元甚至200元。这远远高于原本务农所得。因此，谁要进入工厂工作，还得由大队讨论，认为确实是生活特别困难的，才可以去工作。
大队在1979年这一年的收获也非常丰盛——当年大队结汇港币30万元，除掉工人工资，拥有了四五万元的集体收入！“当时四五万元可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元！大队干部一个月才几十元收入，所以觉得那实在是一笔巨款！”因此，虽然工厂就建在大队办公点的楼上，机器一开动就轰轰直响，但是大队的干部都非常高兴——每年的集体收入增加了那么多，可以用来搞很多建设呢！
而随着企业壮大，更多的村民洗脚上田成了工人，到了1979年末，已有70个人在工厂里工作。因此，当时的上屋大队，成了其他大队人眼红的对象——家境比其他大队的人殷实，电风扇什么的也舍得买了。而大队年集体收入也节节高，从四五万到八九万，大队又用这笔钱为群众搞基础建设，造福群众。
“那时候，我感觉到我们走对了路子，能让群众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嘛！这就证明是对了！”叶福松乐呵呵地说。
为参与到改革开放最前端自豪
在“线圈厂”的带动下，1979年，石岩又引进了3家“三来一补”加工企业，后来，陆续有100多家加工企业进驻石岩。
因此，叶福松感到很自豪。
“人生在世，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就感觉到没有白活了！”而当时他赞成“线圈厂”落户石岩上屋，让“三来一补”加工企业在宝安石岩生根发芽，让老百姓告别贫穷，过上好日子，就是他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
在叶福松眼里，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是石岩上屋人，而他作为上屋人的一分子，见证了这次“吃螃蟹”的过程，觉得非常骄傲。从1978年到现在，他人生中最黄金的30年赶上了好时代，参与到改革开放的最前端，他也感到非常荣幸。
在30年后的今天，叶福松有个心愿，希望找回当年第一批在“线圈厂”工作的女工，召集大家一起聚聚，拍张照片，说说当年的酸甜苦辣，也给改革开放30周年留下一笔小小的注解。
当事人讲述
叶秀珍，石岩原一家编织厂女工，“线圈厂”开工后的第一批女工之一。1986年离开线圈厂。
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女工：
一个月挣一年的钱大家乐坏了
30年前的这个时候，叶秀珍正在“线圈厂”里努力工作着。在这里，她工作一个月就可以顶得上一年务农的收入。在这里，她也是最受人羡慕的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薪工人。
叶秀珍原来是石岩一家编织厂的女工，当时，她一个月有十几元的工资。后来，“线圈厂”开工了，她幸运地成为第一批女工之一。
叶秀珍告诉记者，她的家人平时在田里忙碌一整年，平均每人年收入只有100元出头。她在编织厂工作，收入还比较高一点。但是总体而言生活都还是比较苦。以吃为例，猪肉要8毛钱一斤，平时家里都没肉，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才会买一点点肉吃。而到了线圈厂，她一下子乐坏了——第一个月因为主要是培训，因此一天有8毛钱，一个月下来就有24元了。继续培训，第二个月开始可以出成品了，所以有32元工资。随着工作的熟练，叶秀珍开始每个月拿100元、100多元、200多元工资。
一个月能挣一年的钱，而且还是在工厂里，大家互相合作，说说笑笑的，不用到田里风吹日晒，简直就是天大的美差。很多人都很羡慕，争着要到工厂上班。
最让叶秀珍感到自豪的是自己的工资对家里的贡献。她告诉记者，当时，一台钻石牌的风扇需要80元左右，这对于年均人收入只有100元出头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而她在“线圈厂”工作，半年后就能用一个月工资给家里买上一台风扇。从此家里不用扇扇子就可以享受凉爽的风了。
因此，叶秀珍告诉记者，她和在工厂工作的小姐妹们，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就会交给父母，让父母给家里添置点物品，也给家里的弟弟妹妹交学费。而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工们，则拿着几元零用钱，在墟市里买点小发卡、头绳之类的小物品。
就这样，“叶秀珍们”在“线圈厂”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也减轻了家里的负担。30年后的今天，她们都对“线圈厂”有着深深的感激——是“线圈厂”让她们更好地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她们的青春涂上了一笔绚烂的色彩。
当事人讲述
戚润能，1977年任香港电业有限公司技术员，1979年被派到石岩上屋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当技术指导员，指导培训工人工作。1986年离开公司自立门户。
香港技术员：
三十年间深圳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对于戚润能来说，在“线圈厂”的7年时间是非常难忘的。在这里，他和其他几个技术人员一同培训了第一批“三来一补”加工企业工人。最让他感慨的是，30年间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戚润能告诉记者，当时的石岩，一片农田，对从香港过来的他而言，第一感觉是新奇，一片田园风光非常美。但对于企业而言，有很多困难，包括没有自来水，只能打水井；电力也有限，一到下午5点就停电；通讯则只能靠大队办公室的一部手摇电话，拨个长途回香港往往要等老半天。最不方便的是交通，每天除了公司有辆面包车可以来往石岩和香港外，就只有早上一班车到深圳市区，晚上有一班车从深圳市区回石岩。此外就只能靠走路了。
戚润能说，当时深圳没有工业，加工的所有零配件都必须从香港运过来。刚开工时，员工不熟手，损耗率特别高。有一次，由于损耗的零配件超过了预算，需要紧急从香港调一批零配件过来。但公司的车已开往香港，石岩开往市区的车也没了，急得他直跳脚。
上屋大队的干部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从石岩走山路，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颠簸，一路把戚润能送到了市区，让他顺利地过关，到香港调回急需的零配件。
30年过去了，戚润能感慨地说，深圳再不是过去那个交通不便的地方了。“现在什么零配件都能在深圳找得到。道路交通也有了极大的改观，从石岩到去香港的口岸，从过去的五六小时缩短到1个多小时，什么时候都有车。30年的改革开放，真给深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本版撰文、摄影： 本报记者 周元春 通讯员 马佳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