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匡生元
说李清照是酒、赌、色的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雨对“恶搞”李清照作了一个解释：李清照是她心目中的偶像，她并没有想颠覆、恶搞或者亵渎她，从赌、酒、色点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也是当时电视台的建议，因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台需要用更通俗的词语来吸引观众。“刚开始讲的时候我觉得很痛苦，但节目的要求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我只有接受这个挑战。”
按照杨教授的说法，她之所以说李清照是酒鬼、赌神还好色，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电视台的要求；二是这是个挑战。电视台的要求好理解。但挑战之说就令人不解了。难道按电视台的要求说李清照酒赌色是一个挑战？这是什么样的混账挑战？怪不得如今的文化人敢说李白是古惑仔、大禹是因为情人三过家门而不入了。
当然，作为李清照的崇拜者和研究者的杨教授说李酒赌色，是很痛苦的。但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接受电视台这个所谓的挑战不可呢？难道这个挑战会使您的学术成就“更上一层楼”？要我说，与其说是很痛苦地接受挑战，倒不如说是主动地迎合和媚俗，企图靠电视传媒的巨大影响而名利双收。靠电视传媒名利双收如今成了教授、专家迅速走红的一条极佳的便道。
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教授。这位教授给“中华文化标志城”做了一个规划，便遭到网民尖锐的批评。教授感到挺委屈，说自己只是领到了“一个命题作文”。“校方要我参与山东济宁市政府委托复旦大学规划设计院承担的一个项目——‘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我看到的背景介绍是，这是几十位两院院士和民主党派领导的倡议，有高层领导人肯定性的批示。也就是说，是否要建，该不该建，用不着我们考虑或论证，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提出一个战略规划。”
都是大学的教授，都是一样的理由。不同的是：一个是电视台给钱给出名的机会，就按电视台的要求去“恶搞”李清照；一个是学校安排的工作，又有高层领导的批示，就乖乖地规划“中华文化标志城”。说得难听一点，一个是听命于名利，一个是听命于权力。
当然，拿了人家的钱，能够扬名得利，就该听人家的话按人家的要求去做；作为单位里的职员也是得接受领导安排的工作。但是应该有个前提吧，这就是先要判断一下这个事能不能做，得有对和错的价值判断。
而且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有知识分子的操守。应该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思考，独立研讨，忠于自己的学问，忠于真理。人们尊重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更是因为他们是整个社会知识和道德良知的载体，是社会的良心。因此，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的样子，应该凭着自己的知识、良知在社会上发言和做事。
钱理群先生写了本《我的精神家园》的书。在这本书里，钱先生对他的“精神家园”作了全面的回顾和反省。我想，所有的知识分子也当如此，现在知识分子确实有加强“精神家园”建设的必要。自古以来，人们最看重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品德和操守。对于为了一己之利恶搞古人、损害公众利益之类的知识分子，人们只会投去轻蔑的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