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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沈轶伦 周楠实习生 李圆圆
劝和，在婚姻自由的今天，会是一种强扭，还是一种挽救？
劝和的人又应该是谁？亲戚朋友，心理咨询师还是政府工作人员？
面对“闪婚闪离”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隐忧，我们可如何作为？
从最早2004年在普陀区民政局由政府提供离婚劝和服务的“婚姻家庭健康咨询室”，到去年6月松江区民政局首创的政府买单式离婚劝和机制，从最初一位老医生坐堂到如今的每天两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沪上各区县有关部门纷纷把婚姻和谐视为社会和谐的一分子，在认真务实地探索着。而最近消息传出：松江区的模式有望今年在全市推广……
记者出发，一探究竟。
我的婚姻我做主？
“没有共同财产，无子女，性格不合。”三句话、五分钟，结婚才一年的小周夫妇俩就领了离婚证。
捶胸顿足。这是丈母娘王阿姨得知此事后的第一反应。
做了30多年妇女主任，王阿姨成功调解了数百起夫妻矛盾，没想到还没察觉到女儿的婚姻问题，小两口居然已经离了。
2003年10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新的《婚姻登记条例》，此前沿用近9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被正式取代。“管理”二字退出国家法规，结婚离婚之事进一步回归个人意愿。婚姻登记机关全面简化了离婚办理手续，双方只要协商好了财产分配、子女抚养等相关事宜，当场即可领取离婚证。
看惯了“离婚三部曲”的老一辈不禁大呼“太随意”。“以前离婚要单位开介绍信，”松江区婚姻登记管理所所长张志平说，“双方当事人先登记，再提交身份证、户口本等，后经一个月的审核才能发离婚证。”
我的婚姻我做主。随着时间的前行，上演“闪婚闪离”的夫妻却也越来越多了。据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课题组统计：2006年全市每天有102对夫妇协议离婚，且趋年轻化，30岁以下的占5.71％，其中“80后”离婚群迅速扩容。“我不想改变自己，也不想花时间和对方磨合，太累。”有位结婚1个月就离婚的80后青年毫不讳言地说出了真实想法。
条例的修改，突出了政府的服务理念。但这个细微的变化引起不小的波澜。以松江区为例，新条例实施前，一年500多对夫妻离婚，条例修改后，数字每年呈三位数增长，到2006年度，松江全区办理离婚的夫妻已达到1176对。如果说婚姻是社会和谐的“晴雨表”，那看着每天这么多离婚证从自己手中发出，张志平着实心忧。
离婚仅仅是个人行为吗？调查显示，离婚者自身要面对来自社会的世俗压力，还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活水平下降、心理和社会适应困扰加剧等情况，而这些情况都会不可避免地殃及家里老人或孩子。不少离婚家庭的孩子孤僻、敏感，甚至走向犯罪道路。
与此同时，居高不下的离婚率背后隐藏着同样居高的“后悔率”。“以前有一个月的审批期，每到发离婚证的时候，总有1/3的离婚证没人来领，再过两天当事人跑来说不离了。”张志平说。
“是不是有人在关键的时候劝一下、拉一把，就可以挽救本该拥有的幸福？减少一点不该有的后悔和不幸？”这是包括张志平在内的很多从事婚姻管理的工作人员不约而同思索的问题。
半年劝和309对
2004年，普陀区民政局聘请了一位有丰富婚姻家庭经验的老医生，开设了“婚姻家庭健康咨询室”，这是沪上最早出现的由政府提供的“离婚劝和服务”。两个人的婚姻多了一个愿意聆听倾诉的“第三者”，果然有许多夫妻怒气冲冲地进来又手拉手地走出去了。“只要愿意倾诉的，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可以调解成功的。”这位医生说。2007年，她劝和了70多对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
松江区更是首创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形成离婚劝和机制。2007年6月12日，松江区民政局与心理咨询协会签订了合作意向，政府每年出资6万元，购买该民间组织的服务，每周四天，每天两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为市民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进入离婚登记室，要路过“离婚调解室”，这是松江区民政局的“刻意安排”。“离婚不是‘过家家’，还是要慎重一点。”松江区民政局局长许亚妮说。四张舒适的沙发椅，是温馨的橘黄色或淡绿色，外加一张玻璃圆桌，离婚调解室内很温馨。聆听倾诉、查找根源，分析双方心态并给出建议等，心理咨询师们的调解更为专业，“离婚调解室”一开放就颇受欢迎。28岁的黄娟（化名）在这里坐了整整一上午，丈夫每天沉迷于电脑游戏，不重视自己也不照顾家庭，黄娟一气之下提出离婚。也许从来没这么认真地听过妻子的哭诉，丈夫张宏（化名）竟也有些眼眶湿润了。本就没有什么原则性矛盾，咨询师心里很有把握：这是一桩可以挽救的婚姻。劝解之后还留了手机号码。事实证明，小两口的婚姻重新走上了幸福的轨道，很感激咨询师。截至2007年12月底，半年间，愿意接受调解的夫妻占到70%，劝和成功率达到23％，挽救了309对夫妇的婚姻。
在浦东市民中心一楼，离婚姻登记处不远的一个清静角落，每周一全天，坐着一两位老师，免费为市民进行婚姻家庭的咨询。浦东新区婚姻管理所的蔡所长告诉记者，这个咨询点是2007年5月开设的，名为“保卫家庭”行动。老师们都是志愿者，本身是妇联工作人员、律师、社工以及法律援助中心的专家。今后还考虑进一步针对婚姻当事人的需求，搭建更大的平台，提供更个性化更全面的服务。杨浦区，则在筹备婚姻家庭学校。
“从全市范围看，基本各区都设有婚姻家庭咨询室，但以上三个区的规模较大，”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处长周吉祥说，“特别是松江区这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挥民间组织作用、为市民提供平台的方法，很有借鉴价值。”
离婚劝和＝“强扭的瓜”？
并非每一对将走到离婚的夫妻都愿意回头。有一对欲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妇就对离婚劝和很反感，“我们决定离婚了，程序也了解得很清楚，没有将离婚理由告知他人的义务。”丈夫李先生说。
“其实，离婚劝和的‘和’有几层含义。对于冲动型离婚或者尚有和好可能的夫妻，我们是劝‘合’；对于感情破裂、婚姻已经死亡的夫妻，我们则劝其和和气气地离婚，理性考虑离婚后财产、孩子等问题的处理。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松江区婚姻登记管理所所长张志平说。
“‘劝和’只是建议，不是强扭。办理离婚手续是法律程序，我们要判断其情绪上是否达到离婚状态。婚姻病了，并非都是绝症，如能及时‘看诊下药’，或许也能痊愈。”松江区离婚劝和心理咨询室咨询师薛强补充。
结婚20多年的田女士始终感到自己融不进丈夫的大家庭。薛强调解了不下三次，每次夫妻俩都说回家要好好过日子，但男方家长强势的态度每每又成矛盾的导火索。丈夫把父母看得很重，双方都不肯让步，维持这种婚姻已成一种折磨。尽管倾注了很多心血，薛强最后还是没劝这对夫妻别离婚。
“离婚劝和并不是要把没有感情的夫妻强拴在一起，好聚好散、和气离婚也不失为完美的结局，”薛强说，“即使不能走到一起，也要尽量减少婚姻失败对双方造成的伤害。” 法院判决或一张证书只是在法律意义上结束了夫妻俩的恩怨，但在心理上，很多夫妻还走不出这个阴影，因此很多再婚夫妻又走上离婚的老路。
刘女士就是如此。她已经两度婚姻，虽然两任丈夫都说她是个贤惠能干、会持家的好太太，但两任丈夫都不得不跟她离婚。“所有的事情都替我办好，连买包烟的自由都没有，太压抑。”丈夫老丁说。刘女士茫然了。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她也曾拖住丈夫死不放手，但两人都心力交瘁。咨询师王英对她说：“夫妻双方的生活是部分重叠，不是完全重叠，要给对方足够的个人空间。你应该先把自己的心情调解好再谈论感情……”几次交心的长谈，刘女士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性格中的弱点。
“劝和的另一层意义是让婚姻当事人了解婚姻失败的症结，找到预防解决的方法，避免重蹈覆辙。”王英说。
婚姻指导社工将推广
婚姻是需要经营的。柴米油盐的夫妻生活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婚外情、缺少沟通、家庭暴力、婆媳关系、经济原因、成瘾性恶习、性生活不和、地域差异等八类因素容易导致婚姻危机，而缺乏诉求渠道往往会造成矛盾的激化。
杨浦区妇联家庭文明建设调研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夫妻出现问题时，83.0%的受访者倾向于自己处理，而向亲戚朋友或者邻里寻求帮助的不到三成，向心理咨询服务、法律服务、家庭文明指导中心等专业社会力量寻求帮助的则少之又少，这里既有“家丑不可外扬”的社会心理因素作祟，也有人们对专业社会支持系统的陌生感。调查指出，目前政府和社会团体对家庭的支持主要是应急式、补救型的，缺乏对家庭问题的早期干预和预防。
为此，课题组建议，建立一个统一的家庭社会支持平台作为社会支持系统运作的有效载体，可以通过招募专业的面向家庭的社会工作者，实现专业化、项目化的运作，或者通过进一步整合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专业机构、专业社工、志愿者以及家庭等各种社会资源，形成一定的联动机制。
“应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促进专业性的家庭心理咨询的发展，使其成为速变社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持系统。”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在一份报告中建议。
“在婚姻指导师的帮助下拯救婚姻，在美国很普遍，这源于美国心理咨询业的发达，”市妇女干部学校教授周美珍说，“国外一些地区，心理咨询不仅细分为青少年心理、婚姻心理、犯罪心理咨询等，咨询费还被纳入医保。国内由于刚刚起步，目前既没有细分、门槛也昂贵，一般一个心理咨询疗程需要五到六次，每次两小时，资深心理咨询师的收费是每小时500元左右。这都使得本来就觉得‘没多少必要’咨询的夫妇更加望而却步。”
“和谐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处长周吉祥说，“松江区民政局由政府购买心理咨询服务的模式有望今年在全市推广，届时将有一支专业社工队伍为婚姻当事人提供婚姻咨询服务。”
图为心理咨询师在进行离婚调解。本报记者 邵剑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