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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路当年的个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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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歪磁带 倒小百货 摆路边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庆的许多个体户在集贸市场淘金。

上世纪80年代初,新华路的露天市场很闹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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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1982年,重庆政策松动,个体户可以申办执照。随后,执照上有了1000元的资金数额——这是重庆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的“护身符”。在此之前,新华路的个体户既面临着违法风险,又不能忍受暴利的诱惑,他们和整个社会一起承受煎熬。一次又一次的更换执照,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变迁,终于使一切回归正常。今天,全市的个体工商户已增加到58万户,在全市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

你不能到私人的企业去打工,如果你一定要去,就必须拜老板为师,成为他的徒弟,并向工商部门送呈师徒协议。对于私企老板来说,你招收的“徒弟”不能超过3个人,否则就存在雇工剥削,将被吊销执照。

1980年12月16日,重庆市工商局关于个体工商户的文件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它既如一股春风,开始承认并正视新华路一带暗流涌动的商人,又存在诸多的历史局限。这份文件发放一年多后,1982年8月,市中区市民李卡等第一次领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直到现在,李卡仍在朝天门经商,执照已换了七八次,不同的执照,代表了不同的历史。

1978年

销售邓丽君磁带是违法

游摊收入跟教授差不多

这时虽已改革开放,但重庆的绝大部分个体户,都在违法经营,李卡也不例外。当时,他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削瘦,机灵,初中毕业后在社会上晃荡,“找工作,谁要啊,因为我父亲是‘黑五类’。”

这时,邓丽君的歌声从沿海飘到内地,较场口、解放碑等地已兴起自发的市场,每天有无数个“李卡”在市场里晃荡。他们戴着墨镜,手里拿着磁带、无跟袜,没有固定摊点,悄悄叫卖。

公安、工商、市管会的同志都可以管他们,最厉害的是戴红袖章的“市管会”。看他们来了,钱财先放到一边,“李卡,快点跑。”要是被抓住,首先没收全部商品,罚款,还可能被劳教。因为邓丽君磁带当时是走私产品——走私,就得坐牢。

当时“李卡们”都跑单帮,到广州进货。重庆至广州的火车票只需32元,每月跑两三趟。邓丽君的磁带在广州大约每盒3.70元,拿到重庆每盒6元左右,供不应求。就这么东躲西藏,冒着违法的风险,赚取着暴利:一个月可收入三四百元。

这个收入,跟一名大学教授差不多,购买力非常强大。我们查阅到,上世纪70年代初,重庆主要商品的价格为:大米每500克只0.20元左右,猪肉每500克0.70元多,牛肉每500克0.50元左右。

1982年

政策松动可以申办执照

雇请员工须签师徒协议

1980年市工商局发布有关文件后,政策开始松动。1982年5月,李卡鼓足勇气,递交了申请,希望获得一张宝贵的执照。

这份申请至尽仍保存在渝中区工商局,32开的信笺纸,用钢笔工整写了100多个字:“兹有你段待业青年李卡,现年30岁,因国家有困难,多年未曾解决就业问题,现已安家,家有妻子儿女,因家庭生活困难,特向朝天门工商所申请个体户经营小百货执照……”

李卡当年的申请能否批准,谁也说不清楚。按市工商局的文件,领取执照需四个条件:本人有当地城镇正式户口;生产经营、服务的项目是本地市场需要的;本人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能力和条件;应进行技术考核的业别,经过技术考核合格的。

谁知道你是否具有生产经营能力?是否经过了技术考核?这一切都由工商说了算。“幸好朝天门工商所卢阿姨等人对我非常同情,把我的申请材料递交了上去。”1982年8月15日,这份执照办了下来,这是重庆改革开放后办理的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

执照就是“护身符”,使“李卡们”从城市的边缘走上繁华街道,他们汇成新华路“百货帮”,有了固定摊区——在新华路街道两旁搭两个“鸡毛腿”(三角形木架),上边搭一床凉席。摆放一长溜花兰牌雨伞、无跟袜、镀金首饰等等。好了,生意来了。

放开手脚大干一场?雇十个、百个工人,开十家、八家分店?在当年,这都是不可能的。当时市工商局的文件有规定:经过批准,个体户可打招牌,但一般以小地名、本人姓名作招牌为好,不准使用大招牌;一般说来,个体户只能在本区经营;只能和家人一起经营,开夫妻店、父子店、母子店等。如果人手不够,还可用带徒弟的名义招两个帮手,前提是必须和帮手签订师徒协议,并把协议送到工商局备案,招收的徒弟必须在3人以下。

1987年

工商常组织个体户考试

到商场买衣服倒手赚钱

这一年,李卡30多岁了,执照刚更换了一次,执照上的寸照依然留着小胡子,面容清瘦,标明资金数额是1000元。这段时间,工商部门会不时组织考试,让他放下手里的生意,暂别摊位里成捆的10元钞票,拿起钢笔,答题。

1990年7月的一次考试,李卡得了79分,这是他考得最好的一次,题目是“市中区个体工商户两坚持、四坚信培训教育考试”。

问:什么是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三自方针”?

答: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问:党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方针是什么?

答:1、鼓励他们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发展。2、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既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填空题:我们应该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一代劳动者。

这些题目,李卡都得了满分。

和复杂的文字考试比较,这段时间生意却非常简单。1987年物价飞涨,“有啥子卖啥子,啥都能赚钱。”“李卡们”也不再跑广州进货了,去广州的日子多苦。每天早上,到重百、新世纪等大商场门口排队,将商场里面的衣服大批大批买出来,晚上加价卖出去,也能赚钱。李卡说:“现在重庆的摩帮老大,当年也是这么干的。他们到建设集团购买成批的摩托车零件,自己组装成完整的摩托车后出售,收入丰厚,慢慢积累了发展的本钱。”

1987年的某一个月,赚了1万多元,全是10元钞票,叠在一起,怎么也揣不进西装口袋,李卡觉得自己太有钱了。走在大街上,腰板硬朗,周围全是羡慕的眼光。这时有人开始呐喊: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社会不公。

1991年

赚钱太容易滋生了矛盾

国家宏观政策消除暴利

当社会普遍觉得“李卡们”赚得太多,赚钱太简单,并引发一定社会矛盾之后,吵架就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一。

“李卡们”当年主要在渝中区新华路一带活动,当年的新华路工商所所长周寅林(现任渝中区市政绿化局局长)回忆:个体户之间,经常对骂,短短一条街,2000多个经营户。你今天什么东西卖得好,赚钱多,我明天马上购进这种货物,和你比着卖,行业术语称为“撵货”,撵得急了,就要吵架,甚至拳脚相争。

顾客和老板也要吵,店主对顾客“笑脸相迎,恶语相送。”要是你挑选几次扬长而去,或者价格还得太低,骂你“宝器,没钱莫在这条街上逛。”其次,这条路上通行的驾驶员、行人也经常和经营户产生矛盾——2000多个摊点堵了公路,车辆怎么通行?

“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周寅林因此焦头烂额,当年8月30日,市政府启动搬迁计划。新华路百货帮全部迁往朝天门,“李卡们”从此告别露天摊点,在朝天门的室内市场打拼,直到今天。

现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平抑了物价,消除了暴利,给个体私营经济的定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50多岁的李卡仍在朝天门经营服装,他的工商执照上不再有小胡子的寸照,资金数额变成了30万元,他聘请了10来个营业员。现在走在大街上,有时兜里揣的钱可能不止1万元,但四周不再有羡慕的目光。“除了小偷,没人注意我,大家都各忙各的事。”

他依然是个体户,但更是一个平和、普通、善良的市民。全市的个体工商户已增加到58万,他们不再天天冒着违法的风险,工商干部不再对他们大声训斥,招聘营业员也不再需要签订师徒协议;其次,生意都做亮了,暴利没有了。个体户的利润、收入、社会地位正日趋协调,达到一个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和谐水平。

合理的利润才能持续创造财富,才能创造心底坦然的幸福感觉,才能使李卡成为渝中区人大代表。并在渝中区“两会”上勇于批评政府陋习,敢于为普通市民说实话,说真心话。

最后,李卡总结这30年的个体户人生: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坦然地挣钱,坦然地花钱,坦然地说话。

1967年重庆集贸市场

主要商品价格统计

商品集市价牌价

大米0.350.142

小麦0.290.13

黄豆0.350.14

红苕0.050.023

干花生0.500.32

猪肉0.73

鸡蛋0.720.70

鸡0.860.80

鸭0.580.46

萝卜0.060.055

莲花白0.0650.055

扁担(每根) 0.700.52

粪桶(每挑) 4.603.65

(北碚红岩工商所调查记录,单位:元/500克)

1967年市中区七星岗

无照个体户情况

修钟表:6人(5人为男性,1人为女性)。

缝纫:9人(4人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5人在45岁以上)。

白铁:2人。

箍桶:1人(当年大部分市民没自来水,要自己挑水喝,所以水桶非常重要)。

制梳:9人。

修平板车:1人。

补锅:1人。

小五金:1人。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供图

■首席记者 刘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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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孔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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