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这种“本能”留在我1978年日记中的一些印痕。
首先要提及的就是那年2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
这篇文章简直如晴天霹雳一样把人惊呆了：文章竟然可以这样写！世上竟有陈景润这样的人，竟有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需要解答！一切都匪夷所思！最让人震惊的还是那种文体，那种介乎中文与译文、小说与人物传记、理论思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自由洒脱与豪迈大气。我当时拟出了十个可供讨论的问题，感觉到那种唤醒某种情感，让人在联想中进一步思索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力量。
5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科学和民主》，让人精神为之一震；这样的文章，打出如此鲜明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号，以后每到“五四”，就似乎再也没有过了。
5月8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一篇雷震致蒋经国的长信，有一万多字，详尽论述了解除党禁、开放言论、维护法制的必要。我把它保留下来，觉得很有价值。
6月14日的《参考消息》上转载了香港《争鸣》杂志的一篇文章：《话说浪费人才》，看了让人欲哭无泪，尽管从未想过什么人才是“人才”的问题。
当年的《天安门诗抄》也已作为手抄本流传到我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首类似于“打油诗”式的《向总理请示》：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跨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最值得记下的，就是在1月10日的日记中，我不知道根据从哪里看到的材料，把有关社会主义的复杂理论概括成6个问题：(1)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2)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为什么可以说表现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3)为什么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既不是一个经济形式、也不是一个法律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的问题？(4)出现国家资产阶级的根本标志就是群众的非政治化，苏联社会的保守性是否与整个社会的“非政治化”有关？(5)苏联社会的演变过程，“阶层”与“阶级”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与联系；(6)关于社会的历史决定论与意志决定论的关系问题。
这篇日记的危险，就在于它预示着某种想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苗头与可能。
1978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在武汉大学露天电影场看的是《激战前夜》。这是一部什么电影？什么内容？国产的还是外国的？全不记得了，留在日记中的，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
那一年，在我的记忆中，就以“哥德巴赫猜想”开始，以“激战前夜”结束。
“猜想”什么？“激战”什么？
不知道，而且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30年过去了，也许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知道了自己不知道。那也就是说，自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能说自己知道了吗？
既然业已“耳顺”，就应该向自己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