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外滩画报T=雪莉?蒂尔曼(Shirley M.Tilghman)
做校长最大的挑战是预见未来
B：您曾在西非塞拉利昂一个中学教过两年书。为什么要去塞拉利昂呢？
T：我想对发展中国家有所贡献。那时塞拉利昂刚独立，我觉得自己可以为这个国际教育系统的发展作点贡献。
B：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T：那两年，我见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是如何自我管理、如何处理关乎生存和死亡的事务。同时，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经历，也让我对自己所成长的文化环境有了更深的了解。
B：您认为做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最难的是什么？
T：我觉得最有挑战的是能准确预见未来，意识到我们的优势和不足。
B：作为校长最担心什么？
T：担忧联邦政府对科学和教育的支持。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做得很对，对科学和教育不吝投入，美国还要加强。
B：当您退休的时候，您希望普林斯顿大学是什么样子？
T：我希望它能培养出全世界最好的学生，也希望它的教师是最好的。
B：这份工作是如何改变您以及您对自己的看法的？
T：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份工作，想到这一点，我就很满足。
B：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化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T：永远不满足已经拥有的，力求做到完美。把师生比例控制在1：6 以内
B：近些年来，常春藤联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争议，比如说它们过于奢侈浪费，占用了比公立学校更多的资金，部分造成了公立学校的财政困难等。不仅如此，常春藤联盟还从公立学校抢夺了优秀的师资以及公立学校的项目经费。您认为呢？
T：美国教育因为有常春藤联盟中这样的私立大学和非常成功且具备竞争力的公立学校而受益匪浅。我认为政府应当继续支持两种系统。当我听到这种抱怨私立大学的评论时，就会联想到有人提议削弱丰田的竞争力以增强美国汽车的市场占有率，这样的建议上不了商业台面，同样将公立大学的衰弱归因于私立大学的评论也上不了教育台面。
B：有人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是常春藤联盟中最保守的，您认为呢？
T：我认为这种说法一点证据都没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美国几个主要党派都有支持，我认为你说的是15年前的情况，和今天一点也不一样。
B：普林斯顿计划到2012年前把本科生从4700多人增加到5100人，为什么要扩招？
T：过去30年里，我们的本科生人数保持稳定的数量，没有增长，但每年的师资力量增长1%。扩招500个本科生正好把师生比例控制在1：6以内，这对一所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非常重要。
B：您如何看待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竞争？
T：普林斯顿和哈佛是两所非常不同的大学。哈佛最有名的是它的研究生院，医学、商业、法律这些学院是哈佛的强项，而普林斯顿就没有这些学院。我们的优势在于“规模小”，而且我们极其关注本科生教育，效果明显。
B：为什么普林斯顿不设立医学院和法学院？
T：这需要时间。学校董事会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觉得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一个学校，必须确保两点：一，最好的本科生教育质量；二，真正的博士。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我们的实力。和其他三位女校长是好朋友
B：作为常春藤联盟的四位女校长之一，能谈谈您对另外三位的印象吗？
T：我们四人是好友，我和其中的两位联系密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加德曼是我任命的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个教务长，是学校的二把手；布朗大学的校长西蒙斯是我在普林斯顿做教员时的副教务长。我和以上两人有着多年的交情。此外，我和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有过几面之缘，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B：你们通常会聊些什么呢？
T：什么都聊，比如我们各自的子女，子女是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还有我们在高等教育中共同面对的难题。我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B：从其他几位身上学到了什么吗？
T：一定的。鲁斯?西蒙斯对于如何鼓励学生团体的多样化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我前段时间还请了西蒙斯给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上了一堂课，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她更有经验。
B：你们四位都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很少有时间和孩子待在一起？
T：我们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我的孩子分别是25岁和27岁，我们都度过了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中找平衡的时期。
B：哈佛前校长萨默斯说，女性科学工作者的数量不足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那时候您似乎非常愤怒，并且和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发表了共同宣言。
T：首先，我并不是愤怒，我和另两位校长所发表的联席声明并不是一个“愤怒”的产物，这个声明的目的是阐明我们认为此争论的重点所在—哪些社会因素造成女性在科学研究中的数额不足。萨默斯先生认为数学和科学测验中得高分的女生数量不及男性不是社会原因，而我们认为“文化和社会原因”极其重要，而且“对女性的低期望造成的危害将比歧视女性的危害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