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头曲快结束的时候，里面的一个主要演员Francis Matthews上楼梯时，一回头，然后头一甩，那好像就是说跟我来、跟我学，我觉得那个镜头特别帅，特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中心副主任李培春现在仍记忆犹新。《跟我学》开播时，李培春上初二，因为学习成绩好，和对英语的偏爱，让他总觉得课堂上的东西学不饱。偶然看到《跟我学》，深深吸引了李培春，“我就是觉得发音地道，英国人讲得肯定地道，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家里人多屋小，每次《跟我学》开始的时候，父母亲都要叫哥哥姐姐不要说话，让李培春安静地看。
真正地教你开口说英语、说生活中有用的英语，是《跟我学》最主要的功用，它让沉浸在语法中的英语学习者们得到了“实战”的机会。当时在外交学院任教的袁士槟也非常推崇《跟我学》，不仅让妻子孩子跟着学，自己虽然曾出任驻外使馆的翻译，但也坚持收看，进而后来成为里面的主持人。
《跟我学》在每个星期二、四、六下午6点20分，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每星期进展一集。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在中国已经被放开供应，此前它是需要得到配额才能购买的奢侈品。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很少，欧美电视剧都很难看得到，《跟我学》里的剧情，也成了普通观众喜欢看它的一个原因。“我奶奶那时候总是和我一起看，因为她没听过高鼻子的人讲外国话，所以很稀奇。”《跟我学》的热心观众林世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喜欢看外国人都穿什么、吃什么、住怎样的房子。”
只要时间一到，《跟我学》就成了有电视的家庭必看的节目，有如后来热播的《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1982年的《中国日报》上写道：《跟我学》在中国拥有一千万观众，这个数字与我国现有的电视机台数吻合。
60集的《跟我学》适合有一定英语语法基础的人学习，只要将60集的东西学透，在英语国家生活就没有太大问题。那时候很多想认真学英语的人，都把《跟我学》奉为口语方面的“圣经”。由于节目太火，又来不及出教材，栏目组开始在《电视周报》上刊登《跟我学》的教材，每次半个版，《电视周报》也因此增加了约50万订户。
后来，广播出版社出版了《跟我学》的教材，“出版了一批又一批，平装版、精装版、合订本……总是供不应求。”书的编著者、《跟我学》中文版导演徐雄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据说共出版了3000多万册，成了当时最畅销的书。” 节目的热播，也让三位主持人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而由于反复播出，《跟我学》的成品录像带都被“播烂”了。
新加坡一家《New Nation》杂志上写道：目前在中国最知名的外国人，很可能不是世界性领导人、不是超级体育明星、也不是热情奔放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红头发伦敦姑娘。在北京的大街上，女主持人凯瑟琳经常会碰到小朋友喊：“你好！《Follow Me》的老师！”有一次，凯瑟琳坐公交车，售票员盯着凯瑟琳看了一会儿，突然喊，“同志们，《跟我学》的老师在咱们的车上啊！”结果车上所有的人都冲凯瑟琳说：“HELLO。”还有一次一位宾馆服务员站在柜台后面说：“你好，来杯杜松子酒吗？”凯瑟琳很奇怪，在她的印象中，那时候中国普通宾馆里没有杜松子酒，仔细一想，原来服务员只是照搬了《跟我学》里的台词。
1986年，袁士槟被派到联合国总部，任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在纽约的餐馆里和马路上，他常常会碰到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叫自己“袁老师”，刚开始袁士槟不记得是自己在外交学院教过的哪位学生。“他们说‘您的学生遍天下。我的口语就是在《跟我学》里学的。’”看到这些满嘴英国英语、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袁士槟体会到了《跟我学》真正的影响力，“《跟我学》的学习方式是一个开路先锋，它打开了国内学外语的一个路子，不拘泥于语法，而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去表达。”袁士槟说。
不可否认，《跟我学》在中国的成功，跟当时国内的学英语热和英语学习材料缺乏，特别是英语会话材料稀缺有一定关系。而电视节目不发达，观众没有太多的观看选择，也使《跟我学》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
在播放了多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跟我学》慢慢退出了电视教育的舞台，一方面《走遍美国》等被认为是更好的英语教学节目出现了，另一方面，随着节目的丰富，电视台也逐渐放弃了电视教育栏目。
2006年1月1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重新编著了《跟我学》，并邀请杨澜和凯瑟琳出任主持人，教学素材还是BBC当年拍摄的，但是主持人里讲课的内容按照现实修改，有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份上下两册共50元、10张光盘的经典教材已经不再受人青睐，它早已被更新、更全、更流行的英语教材所取代、淹没。
根据一项人口普查数据，在进入2000年后，中国学过英语的人已经过亿，中国青年学子花在英语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更是无从计算。而人们对英语的学习态度、学习方式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