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从城市到乡村，很快便占领了地下文化的阵地。
据统计，“文革”时期林林总总的手抄本尽管数量众多，但基本无外乎两方面的内容：反特侦破、爱情与性。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第二次握手》、《远东之花》、《少女之心》等。
反特手抄本：幻想另一半的“世界”
“文革”时期生活极端封闭，社会缺乏个性创造的空间。人们的想象力只能到斗争的对立面——敌人的世界去展开想象，幻想和建构那另一半“世界”。
《梅花党》中侦察员与女特务的爱情，俊男靓女在资产阶级上层的客厅中翩翩起舞，透出对异质文化生活的向往。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主流所批判的事物，无意识中流露出真实思想——那些令人恐惧的反面事物，正是强烈吸引人的。
《林强海峡》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虚拟出一个广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充满了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科技发明和新奇的先进武器。林强是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他像《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是能够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民间英雄。故事结尾以林强来命名台湾海峡，可谓点睛之笔。海峡是大陆和台湾共享的空间，是一种政治、文化空间的隐喻，以林强来命名这个重要的空间，是将政治冲突的空间，变成一种个人的空间，使其脱离僵化的模式，富于创造，驰骋个性。那样的年代，这种思维所展现的魅力，是令人无法抵挡的。
情爱手抄本：集体禁欲背后的爆发
而反映爱情与性的手抄本则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类，一类描写爱情生活，试图戴着革命道德的镣铐舞蹈；另一类则为赤裸裸的性描写，抛弃了一切文化禁忌。
前者如表现纯美爱情的《第二次握手》，后者则以著名的《少女之心》为代表。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少女之心》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手抄本之一。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这本小册子。有关部门一直都把它当成“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黄色毒品进行清除。
从客观上来说，“文革”是一个漠视和抹煞性差别的时代，一些男性从事的高危行业，如深山伐木、开采石油和高空带电作业，都出现了“铁姑娘”们的身影。“文革”也是一个高度禁欲的时代，在一些“文革”特色的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没有爱情的，何论性生活。因此，在集体禁欲的社会环境下出现“黄色小说”手抄本的流传，绝不是毫无缘由的。
地下传抄：一种集体的越轨行为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手抄本不光要“手写”，还要接力“传抄”，并且正是在“传抄”的过程中，完成其必要的复制、流动和再创造。也只有这样，这种“手抄”行为才不单表现为大胆的个人行为，还更表现为集体的越轨行为。一位抄写活动的当事人，活灵活现地回忆了当时的典型场景：
“抄是非常隐蔽的，老师肯定不让抄这些东西，所以上课时，让学习好、写字快的同学抄笔记，放学后大家再互相抄了第二天交给老师完事。那会儿都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反正也没人认真。剩下的这些人干什么呢？就一块儿偷偷地抄手抄本。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一订，这就成了。上课抄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逃课躲在防空洞里抄。四川当时挖了很多防空洞，落实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可这些东西挖好了却没什么用处，我们正好‘进驻’。防空洞里黑呀，我们就用放酵母片的大瓶子做一个煤油灯点上抄，有时抄上一两个小时出来，两个鼻孔里都是黑的。还有一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小坟包，我们就到那里去抄，那里人去得少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抄的时候逞能——我胆大，不怕死人，特别是抄那些恐怖故事的时候。记得有个手抄本叫《神秘的教堂》，中间有两个人物张大胆与张心慌，是反特内容的，这两个人物是不是他们抄时自己加进去的还很难说。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呀，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