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程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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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的使用让“码头号子”逐渐成为记忆 贺小波CFP资料
总有一些声音会成为恒久的绝响，比如，多少年来一直回荡在上海港的那一声声码头号子：“噢嗨———噢嗨———”铿锵有力的声音至今仍在一些老人的口中传诵。
文化部昨起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进行了公示，其中，“上海港码头号子”、“浦东说书”、“瀛洲古调”等又一批承载着上海文化发展脉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列其中，此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入选项目564项，上海申报44个项目，最终申报成功22项。
上海港号子 码头上的民歌
“上海港码头号子”入选民间文学大类，这也可能是历史时间较短的一个非遗项目。
上海码头号子是在码头劳动中产生、在码头劳动时所唱的民歌。出现在沿海都市港区的上海港码头号子，不仅有别于内地建筑类、农渔类号子，而且包容了五方杂处的帮派艺术色彩，它显示了我国号子音乐遗产的一种独特性和唯一性。众多码头聚集着来自江苏、湖北、浙江一带的搬运工，形成了苏北号子、湖北号子等不同号子声，而最有名的当属塘桥煤炭港区域的塘桥号子。然而随着码头装卸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塘桥地区的码头再也不用人力来装卸煤炭了，渐渐地，码头号子成了绝响。然而，作为历史的见证，它已成为研究码头文化的珍贵史料。
目前塘桥街道已经收集了较全面的历史资料，寻找到三代老码头工人可以重现当时的情景，作曲家侯小声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用于对码头号子的录音整理和曲调发掘工作。
其他上海入选项目还包括上海市嘉定徐行草编、老凤祥金银细工制作技艺、功德林素食制作技艺、上海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上海龙华庙会、面塑“面人赵”等。
浦东说书 入选经历坎坷
在入选的22项非遗项目中，浦东说书的入选过程显得有些坎坷，历史资料收集难是“浦东说书”申请国家非遗临的一大难题。浦东说书这一民间曲艺样式原本主要分布于川沙、南汇、奉贤、金山以及松江、青浦等市郊全境；以后又流传到上海老城厢、浙江平湖、嘉兴等地。
根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上海卷》记载，浦东说书当始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清乾隆年间，高桥镇就有浦东说书的书场。最初浦东说书唱词与佛教因果教义有关，且常在举办庙会时演出，以后，随着这一极具乡土特色的地方曲艺形式的不断流传，其唱词内容也发生改变。在当时资讯相对闭塞的年代，浦东说书成了获取新闻的重要手段，这就为后人研究历史获取史料提供了有效途径。浦东说书还是研究上海地区语言发展变化的活化石。
由于浦东说书为迎合观众，内容有些较为粗俗，故在史志记载极少，鲜有考据及起源沿革资料。虽流传有一部分老唱本，但绝大多数艺人不能断文识字，演出唱本多以口传身授为主，没有有形的唱本就没有了可研究的对象。进入21世纪，非遗保护力度加大，上海首先从普查师徒传承脉络着手，发掘老艺人，继而请他们口述回忆演出内容、流变经过，以此来逐步整理即将散佚失传的文化记忆。目前，浦东地区仍有不少民间演出团体在走街串巷进行着表演，但是，观众对之兴趣已不如从前。上海市已经制定出了浦东说书的5年保护规划，通过定向传授，提高传承者待遇，让这门曲艺艺术能够再获青春。
崇明“瀛洲古调” 孙中山称誉的“绝技”
入选的传统音乐门类包括上海崇明“瀛洲古调”、南汇浦东派琵琶艺术、锣鼓艺术以及道教音乐等。崇明古称瀛洲。“瀛洲古调”就是指发源于崇明岛上的琵琶曲。它取南北派琵琶之精绝处，民初时期，经沈肇州、樊紫云、刘天华等大师的传播推广，“瀛洲古调”琵琶从此闻名于世。1918年秋，沈肇州应邀在沪为孙中山先生演奏“瀛洲古调”，孙中山称其为“绝技”。
崇明文化馆在整理当地民间文化时，发现“瀛洲古调”已经奄奄一息：在解放初，其传人还有20多人，到今天，老艺人相继去世，传承弟子寥寥无几。
同时入选的泗泾什锦细锣鼓是“松江古戏乐”当中的代表作，清乾隆年间流传于松江地区，以集锦的方式将各个不同的戏曲片段及当时流行的民歌小调有选择的集中起来，可能是上海地区出现最早的民歌戏曲大联唱表演。
淮剧 与江苏共同保护
入选的淮剧是由上海淮剧团和江苏盐城共同申报保护。上海群众艺术馆负责人介绍说，江浙一带戏剧剧种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是在上海获得了发展兴盛，淮剧就是活跃在上海地方的17种代表剧种之一。上海参与淮剧“非遗”申报工作主要原因是：上海是淮剧的代表性演员也就是传承人所在地区；观众群体数量超过了原发地的观众数，更关键的是在上海代表剧目整理与新剧目的推出更是比原发地具有较高水准与实力，综合三大因素，淮剧也是上海非遗保护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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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江苏的淮剧（上）与浦东的民间曲艺（下）
◇记者手记
“非遗”更寄望于立法保护
早报记者 程奕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不难发现，现代化的城市向来都不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并获得新生机的空间，真正保护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瑰宝需要通过立法的途径。
早在1998年，文化部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就已经开始在国内外立法调研的基础上，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为借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精神，法律草案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日前，文化部向国务院报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送审稿)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眭朝辉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处于非遗保护工作第一线的一员，法律的指定等于为具体的保护工作实施框定了一个基本操作标准。
眭朝辉表示，与立法相比，能否有效执法一直都是工作的重点。普查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保护的第一环节，如何真正深入穷乡僻壤去开展曾被忽略的人文关怀，是处于一线的保护工作者急需确立的工作重点。越是偏远的、未受现代文明侵蚀的地方，越有可能存在不为人知的文化瑰宝。而眼下，一些申报的项目只是在制造表面上的“非遗热”，这可以从全国各地区的申报数量上得到反映。如何区分良莠，这就需要一种独立的文化判断力。
民俗学家陈勤建曾说，比照日本、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不单是保留文化客体，更在倡导全民的普遍文化认同感。当然，与日韩情况不同的是，我国各地区间文化差异巨大，要让东西南北的地区文化都能在本地区以外得到发扬光大可能不够现实，但是借助非遗保护工作的契机，寻求地区文化认同，培养文化情感却是相当有必要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非遗”大多还只是申报机构和媒体热衷讨论的话题，它还没真正进入到普通民众的视野中去。戏剧，曲艺，手工技艺，如果不能融入到现代化的生活中去，即使被保护拯救出来也有可能在数十年后面临再度失传消亡的危机。从这一角度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早日出台或许将使“申遗热”变为持久稳定的文化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