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台海网1月24日讯 台湾作家、资深媒体人桑品戴今日在海峡导报撰文，披露40年前吕秀莲搞女性运动时的一些事情。
我认识吕秀莲，是四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在《中国时报》主编副刊，她从美国留学回台湾，在“行政院国科会”工作。台湾有位留学生在留学国发生婚外情，他藉回台之便抛弃了那女子，不料那女子款款深情地追到台湾，男子在妻子压力下不肯和情人见面，致使那女子流落街头，投告无门。媒体像连续剧一般长篇累牍报道这则新闻，有天我收到一篇稿子，挞伐那负心男子，文笔流畅，义正辞严，作者就是吕秀莲。
我采用了那篇稿子，引起了社会回响，不久后，吕秀莲又有稿子寄来，内容从婚外情升高到男女平权的问题，我们遂有了电话和书信联络。
和她第一次见面，就在她的住处铜山街。她是桃园人，因为在台北上班，所以租房居住。她向房东分租了一个房间，一楼的边间，窗外即是院子。我记得进门时，还先向房东打了招呼。
我们就在她房里聊天，我注意到她刻意把房门半开，这个小动作反映出她的淑女修养。她话虽不多，但一谈到男女不平等现象时，便滔滔不绝，她表示有意在台湾推动两性平权运动，但运动推广需有媒体宣传，我深有同感，当即同意在“人间”副刊给她开辟专栏。
专栏名叫 “拓荒者”，她取“池畔风”为笔名，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她自喻池畔之风，期待吹皱传统观念里男尊女卑的春水。其时，“妇女解放运动”（简称 “女解”）正在美国如火如荼进行，前卫的“女解”领袖喊出“丢掉你丑陋的奶罩”口号。吕秀莲的女权思想毋庸置疑是受此影响，但二十七八岁的吕秀莲，虽是留学生，思想里仍有着浓厚的 “东方女子”成分，所以她喊出的口号不是 “妇女解放”，而是“女性自觉”。
她以为，男尊女卑现象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女性自以为是 “第二性”，以男性外遇为例，一旦东窗事发，常见的现象是妻子和情妇捉对厮杀，肇事的男子反倒成为 “次要敌人”，而那个成为“第三者”的“狐狸精”，求助的对象居然还是那个男人。
“拓荒者”专栏进行的同时，吕秀莲借力使力，成立了 “拓荒者俱乐部”，形式是开家西餐厅，坐落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家公寓的二楼。开业当天，我送了花篮，并前往道贺。场地不大，营业厅不过十几张桌子，来的人并不多。那家餐厅大约维持了一年，就因不堪亏损而结束。
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她向我说明：餐厅中的服务生一律是大学女生；她的理由是：“留学生初到外国，大多以在餐厅打工为生，那么，为什么在外国可以端盘子，在自己国家就不行？”她的做法维持了“女性自觉”的基调，便是，女性要权力必须从独立、自立做起，不能依赖男人而甘为“花瓶”。
她也常去各大学演讲，我多次隐身在学生群中观察，参与者以女学生居多。有次她在她的母校台湾大学操场演讲，我在台下听讲时，有位我熟识的外语系男教授挨近我身旁，我问他对吕秀莲推动女性运动的看法，他表示：吕的主张他都认同，但他做不到。这位教授是比较文学博士，他的妻子还是美国人，由此可见，即使在高知识阶层，仍难抛弃男性的既得利益。我也看到，有位著名的男作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我家不需要女性主义。”
男性的不以为然，女性的支持软弱，使吕秀莲的“女性自觉运动”未盛先衰。她在和我多次谈话中表示灰心。这个运动在她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进修下收场，她将文章结集出了两本书，曾希望我为书写序，但我没有接受。
这个运动因缺乏奥援而式微，令人不解的是，后来她有了权力，竟然不再推动，甚至有接棒者企图获得她支持时，她也意兴阑珊。每想起“自觉”二字，不禁为之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