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篇——道北溯源
“道北”，在西安是妇孺皆知的一个区域称谓，出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1935年，在西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陇海铁路建成通车，使西安交通发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给西安带来了大量移民。那时，昔日的皇家园林大明宫周围及西安火车站以北地带成了抗日战争中黄河决堤逃难灾民的栖身之地。“道北”和“道北人”遂成为西安北城代称。此后，战争沦陷区的难民大量迁入，外来居民占到当地人口的80%以上。他们住在昔日巍峨的皇城边上，但却依靠搭窝棚、挖窑洞栖身，于是在汉唐的“龙脉”上形成了西安一个居民新区。而其中发生的很多故事都成了道北人难以忘记的记忆。
道北记忆
穿过时光隧道，从大明宫千年的历史中走出，驻足凝眸。道北，灰色的街道、窄窄的“一线天”，还有低矮的建筑，一起进入我们的视线……
棚户区、大杂院、说河南官话的道北人和摆地摊的当地居民，在曾经的皇宫脚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经历，构成了道北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并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
卖糊辣汤的饭店老板，在纱厂上班的女工，帮人推车挣一点辛苦钱的“挂坡”儿童以及昔日从河南逃难来的难民，这些道北草根阶层用平凡的生活，共同编织出有关道北平凡而奇特的故事。
历史往往是由无数个细节构成的，今天，当道北人迎来新的机遇，即将和旧道北挥手告别时，有关道北的回忆或酸楚、或喜悦均成为道北人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
这种记忆，满含人间真情！
这种记忆，满含着对新道北的希冀！
——杨立
孙毅安用镜头记录道北
上世纪30年代，由于灾荒和战乱，大批河南难民背井离乡，谋求生路，他们在西安铁路以北的“道北”地区落脚，以苦力为生，生存的艰辛炼铸了他们逆来顺受，但又侠肝义胆、豪放豁达的秉性——这就是电视剧中“道北人”的形象。
《道北人》的编剧孙毅安是土生土长的道北人。在他所写的影视作品中，有两部电视连续剧，一部是反映陕西人生活的《老房子》，另一部是反映道北河南人生活的《道北人》。在写道北人之前，他已有六部电影拍成发行，并为他赢得很高的声誉。但道北人的写作仍费了他很大的心血。耗时一年，成就了一部50万字的“道北人”。10年时光一晃而过，如今孙毅安由普通编剧荣升为西部电影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原西影厂副厂长），回忆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电视剧《道北人》于1995年开拍，在拍摄时，外景根本不用搭建。因为纱厂街、二马路、自强路的房屋建筑和剧本非常接近，选好外景以后，架起摄像机就可以拍了。而群众演员也不用刻意去换服装，道北人演自己的生活，演得非常真实。当时群众演员演出一天才有几块钱的劳务费，但没有一人提出异议。这给导演张汉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事后评价说，道北人很仗义、很质朴，和他们合作非常愉快。
1997年，《道北人》在陕西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道北地区万人空巷，无论是干部、老师、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摆摊的小贩，都是一睹为快。当时有个传说，说道北有两个小闲人，因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正吵得面红耳赤，打得不可开交。突听有人喊：“都别打啦，《道北人》开始啦，赶快回家看电视！”看热闹的和打架的听见喊声，一下消失的无影无踪。
《道北人》播出时，很多人自然想到了这是一部为道北人正名的电视剧。不过，孙毅安否认了这个说法，“我只想表现一个真实的道北，我只想告诉别人道北并不是一个充满暴力、贫穷的区域，在这里也有完美的人性和人生的理想，也渴望过好的生活。”孙毅安说。
“挂坡”——难以抹去的道北记忆
赵秦岭是生长在道北的山东人，他的父亲赵瑞是1954年黄河棉织厂建厂时的第一任生产厂长，如今儿子取代了父亲的职位担任家豪实业有限公司（原黄河棉织厂）运营总监。他和他的企业一样是土生土长的道北人和道北企业，他们属于道北，也一直不曾离开道北。在河南人占多数，陕西人占少数的道北，赵秦岭这个祖籍山东的道北人对这里有着更为特殊的感受。
赵师傅说，在道北这个特殊的社区里，虽然每条道路都是曲折和狭窄的，建筑多为居民自行建造的两层或三层的小楼。但是几乎每个巷子都有一个很“正”的名字。从自强东路往西走到北关十字，短短的路上就可以看到诸如“自强路”、“向荣路”、“勤俭路”的命名。这些街道的名字渊源，很难有人能说的清楚，但是，却显得那样的朴实，与道北留给人们的负面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道北人不管祖籍哪里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河南话，咱们铁路两边河南人是占主体的，因为河南人数量的优势，河南话就是这里的主流语言。道北的经济基础差导致了社会风气差，当年沿铁路两边住的河南人有正式职业的很少，因为穷这里衍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职业——挂坡”。
赵师傅回忆说，那会还没有太华路立交桥，从太华路进城有一个很陡的坡。当时的小型运输基本靠人拉着架子车运输。所谓“挂坡”就是拿着一头栓有铁钩的绳子在坡底下等着那些拉架子车的在坡上拉不动了，就用绳子一端的铁钩挂在架子车上帮拉车的人把车拉上坡，然后换得5分钱的酬劳。这些等着帮人拉车的人那时候就叫“挂坡”。当时“挂坡”的人有很多，小孩子、小伙子、中年人、甚至还有妇女。他们总是早早就蹲在坡下，等一天结束后怀里揣着“挂坡”换来的“钢■”，丁零当啷拿回去贴补家用。这些人大多是当时住棚户的河南人。道北的河南人身上有一种坚韧是别人没法比的，就像电视剧《道北人》里唱的那样，永远不低头！”
赵师傅和很多道北人一样，马上面临集体搬离他工作了20多年的黄河棉织厂。即将离开生活了50多年的道北，乔迁新居，欢喜之中，他流露出些许的愁绪，但是更多的是对新生活、新道北的憧憬。
道北生活的原生态
“翻开西安地图，发现它宛如一个棋盘，横是横纵是纵，绝无其他城市的杂乱。但在青门村不同，说它是农村却没有田野，说它是城市，它却是那么简陋与粗糙。它像城市打的满是补丁的旧衣裳，裸露着肮脏的皮肤。街巷窄窄的只能容下一辆车通过。更多的建筑为居民自行建造的两层或三层的小楼，能够看出这家人生活的飞跃和提升。但小楼如此缺乏诗意，也能投射出这里人还处在生存的层面，远远谈不上精神的享受。”
——摘自安黎《道北四部曲》
作家安黎笔下的“青门村”就是道北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据资料显示，解放前，道北经济民生十分凋敝，群众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即使解放后，道北的一些社会痼疾也一直难以得到彻底解决，行路难、如厕难、防汛难、吃水难、治安难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一直困扰着道北百姓的生活，影响着道北人的形象，制约着道北地区的发展。道北以外的人因此对道北人产生了一些偏见，道北人因此感到自卑也迫切希望改变。纱厂街是道北的标志性街区，因大华纱厂而得名，这里住的几乎都是大华纱厂的工人。上世纪70年代曾在大华纱厂工作过的芦先生回忆到，当时的纱厂街和二马路附近全是棚户，除了38中、大华纱厂和黄河棉织厂的几栋办公楼外，这里几乎再也找不出其它像样的建筑。当时从太华路的坡上下来，第一眼就能看见38中那栋4层的教学楼，扎在棚户区的中心，显得鹤立鸡群。在整个道北，尤其是自强东路以东，火车站以北的“小道北”，由村庄和工厂组成的居民区是很普遍的。从太华路立交往北走，是几个相连的大型建材市场和超市，还有一些稍显档次的门面房。但是往马路两旁的巷子拐进去就会发现贫穷的真实原来隐藏在繁华的背后。
在芦先生灰白色的记忆中也有色彩缤纷的一段。“当时的纱厂街里有一个‘大众戏院’是那时道北地区惟一的休闲活动场所，以表演豫剧为主，迎合了大多数道北人的口味。所以每到有演出的时候，那里简直是人山人海，别说车了，连人都要挤着过。烤红苕的、卖瓜子的、倒戏票的、看戏的，好像全道北的人一下子都集中到那里了，就连我们单位谈恋爱的小青年也爱去那里。”芦先生眯着眼睛笑着说。
道北渴望改变的城市补丁
世界在变，中国在变，西安在变，像渴望复兴的大明宫一样，道北人也渴望改变。顺着采访对象的提示，昨日记者走进了二马路、纱厂街……这些明显打着道北烙印的街区。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里的人们似乎表现的更为忙碌，随着大明宫地区改造的开始，道北人除了忙着现在的生活，也更多的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顺着老道北人的指引，记者找到了位于纱厂街的“大众戏院”，但是呈现在眼前的并没有芦先生提到的木质房屋，一位路过的道北人说：“戏院早都拆啦，现在还找它弄啥？改造好了再来吧，以后会有更好的戏院！”
飘洒的雪花映照着破败的房屋，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门庭冷落鞍马稀”的诗句，远没有芦先生形容的那般热闹、多彩。但是路两旁鲜红的文化墙上“告别棚户区，奔向新生活”的标语正向我们无声的昭示着道北即将旧貌换新颜的决心！
现在的太华路立交代替了原来的土坡，一条已经拓宽的马路从道北通过，与机场连接。这条路是西安南北中轴线的一部分，本名未央路，别名迎宾路。路两旁已经耸立起不少高楼，市内的一些单位也前赴后继地往路两旁迁移。这条路像一把利剑，劈开了道北70年的灰色记忆，也将迎来属于道北的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