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条“韩国掠夺中国活字印刷发明权”的新闻引起很大争议，在“端午节”被韩国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韩国一些学者还曾认为造纸术、印刷术等中国古代发明是韩国的发明。
我们相信，历史的真实是不容改变的。
提到造纸术，我们都知道是蔡伦发明的。近几年随着一些考古发现，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早在蔡伦之前我国就有了纸。
本期堂主经过研究发现，“纸”不可能是蔡伦一个人制作的，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话又说回来，当初要是没有蔡伦的“造意”，恐怕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
所以说，蔡伦虽然不一定是纸的直接发明者，但他肯定是一位造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
《后汉书蔡伦传》上的这段话曾被无数人引用，以之证明中国是造纸术的故乡，也使得大多数国人们把纸的发明者的桂冠戴到了蔡伦的身上，数千年来以讹传讹，造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误区。
1933年，中国新疆境内罗布泊汉烽燧遗址，一群人围着一个人手里的东西边看边议论。那人手里拿着的是一张纸片一张刚刚出土的纸片。
不就是一张纸吗，有什么好稀罕的？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可这座古烽燧（烽燧，也称烽火台、烽台、烟墩、烟火台。如有敌情，白天燃烟，夜晚放火，是古代传递军事信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却是西汉时代修建的啊！富有考古学知识的人们恐怕会将它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这种说法联系起来，头脑一下子兴奋起来。
难道，在蔡伦以前就有了纸？
万丈高楼平地起，蔡侯并非有神才
公元105年正是汉和帝元兴元年。这一年的四月庚午日，执政达17年之久的汉和帝刘肇突然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元兴”，此前为“永元”。
改年号说明国家一定是出了大事。的确，上一年七月，全国大旱，本年度春季，一向为藩邦属国的高句丽又大举入侵，占领了汉王朝的辽东六县，为了振奋民心，刘肇才下了改元的决心。为了给多病的皇帝打上一针“兴奋剂”，当臣子的理应找点“祥瑞”，弄点“稀罕物”来进上。可惜的是，满朝文武个个都是只爱捞钱的官，根本想不出用什么稀罕物来愉悦圣心。
时任中常侍，主管御用器物制造的蔡伦不失时机地爆了一个“冷门”，献上了一种书写用具纸。
“纸？”和帝挺着虚弱的身子，不耐烦地问，“纸算什么稀罕物？也拿来蒙我！”读者诸君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和帝是在信口瞎吹，胡搅蛮缠。因为和帝，甚至和帝以前，确实是有“纸”的。
《说文解字》对“纸”的解释是：“纸，丝滓也。”为蔡伦立传的史学家范晔也认为：“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将《说文解字》和范晔的话说白了就是蔡伦以前，人们把书写用的丝帛也叫做纸。所以和帝听蔡伦把纸当成了稀罕物献给他会很奇怪。但当左右内侍把蔡伦的纸进上来之后，和帝却转怒为喜了。
原来，蔡伦献上来的纸质地柔软，便于书写。待到问明白制造方法之后，和帝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因为除了便于书写以外，蔡伦的纸，其最大优点是造价便宜。
“真的可以用树皮、破布、麻头、旧鱼网造这种纸？”和帝又一次追问道。
“臣何敢欺君！”
这种应时而献的纸，其发明权到底是谁的？《后汉书蔡伦传》的两句话颇堪玩味。这两句话一句是“伦乃造意”，另一句是“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前一句“造意”是“创造新意”之意，但前面缺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乃造意”的？在蔡伦以前，难道就没有人觉得“缣贵而简重”了吗?
蔡伦是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任职尚方监的，在此之前，他不过是一个小黄门，不可能有机会思考“缣贵而简重”的问题，接掌尚方监之后，他的主要工作也是“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而且“莫不精工坚密”，这些也要花去他相当一部分精力。因此，他不可能不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造意”吸取成果，造出比缣便宜，比竹简轻便的纸来。这一点其实连《后汉书》的撰著者心里都很清楚，所以他在给蔡伦立传时指出，因为皇帝觉得蔡伦有才能，爱屋及乌，所以，一开始本来在民间流传的用树皮、麻头、破鱼网造出的纸就被冠以“蔡侯”的名义，得以广泛流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后汉书》称蔡伦进呈的纸为“蔡侯纸”而非是“纸”，这除了与“古以缣帛为纸”的“纸”有所区别以外，是否还意味着当时还有不是“蔡侯纸”的纸呢？
灞桥古纸早于“蔡侯纸”
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十公里处有一座桥名叫灞桥。灞桥，又作霸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座颇富文化气息的古桥。早在春秋时代，“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与东方诸侯争雄，改滋水为灞水，建桥于其上。《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伐楚，“始皇自送至灞上”。
《鸿门宴》那篇古文中，脍炙人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沛公军灞上”，这说明从秦时开始，灞桥就是长安向东方出入的要道。公元1957年，灞桥再一次成为文化热点：在这里的西汉古墓里，考古学家发现西汉初期的古纸，经过切片化验分析，有关专家确认：
一、这些纸确系西汉初年所造。
二、其成分为大麻和少量的苎麻叶。
由此，专家们得出结论说，灞桥古纸乃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
联系到1933年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出土的古纸片，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纸并不是蔡伦的发明创造。
有一个名叫德博诺的西方科技史专家也认为“曾经主管宫廷御用手工作坊造纸的蔡伦，可能只是把贫民的一项更早的发明通过官方进行宣扬罢了”。中国古人也很重视“名人效应”，中药界的祖师爷要找个神农氏，戏曲界则推出了唐明皇（认唐明皇为祖师爷），《文选》本来是梁王朝的许多文人学士集体编辑的，只因昭明太子萧统插手了此事，所以就要把“昭明”两个字放在“文选”的前头，把“文选”叫做《昭明文选》，还有什么“东坡肉”、“孔府酒”不一而足。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向善于提出问题的读者们解释清楚，纸既然不是蔡伦最先发明的，为什么最后却把发明权归结到他的名下的原因了。
“名人效应”的直接后果是“见名不见人”忽略了非名人，即普通群众在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时的作用。借助“名人效应”来进行某些活动（如商品促销等）不是不可以，但切记要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