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天
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曾被欧洲人骄傲地视为现代欧洲的象征之一，并为世人所称羡。然而，情况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法国大选之后，“右派”的萨尔科齐胜出；英国地方选举，“右派”的保守党大有斩获；最近几年，包括德国、北欧各国的大选又多是“右派”取得胜利。而这些欧洲“右派”领导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竞选中表示，要针对本国“福利病”的弊端着手改革这项制度。难道欧洲人真的要对社会福利的“蛋糕”动真格的了吗?
国家不能承受福利之重
欧洲福利制度起源于欧洲的宗教慈善传统以及行会、工会制度。19世纪下半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制定了旨在降低工人斗争意志和阻碍工人运动的最早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经历了二战的巨大创痛之后，西欧、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各项内容，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自2000年以来，欧元区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失业率居高不下(最高达到8.6%)，欧洲国家原先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负。
首先，老年化给欧洲福利制度带来了冲击。欧洲的老年人口到2025年将达到40%，2050年将达到50%。庞大的老年人口给支付养老金的政府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同时使欧洲整体竞争力下降。
其次，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服务，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其结果之一就是就业机会减少，更多的低技能雇员失去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的失业救济负担将加重。过高的福利负担又使得政府在财政预算当中不得不减少对教育、科研的投入，陷入恶性循环。1970年时德国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投入比例还占16%，而如今联邦、州和市镇三级的投资却仅为6.2%。
第三，优厚的社会福利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瑞典号称世界福利国家的典范，拥有最为各国人所羡慕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这一福利制度对瑞典发展的利弊，也成为该国去年大选的主要争论焦点。最终，宣布将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的“右派”政党联盟获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的经济总监克拉斯·埃克隆德曾不无抱怨地说，瑞典的税收高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他每个月的收入有近60%都要用于交税，这几乎使他丧失了“多赚些钱的积极性”，而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像他这样的高收入人群会因为高税收而变得不思进取，而那些低收入者或是失业者则可靠政府的福利衣食无忧，也同样会失去工作的愿望，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低效率。
在瑞典政府把税收大多投入到社会福利上后，也使瑞典的福利政策好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瑞典失业者从政府领到的失业津贴，55岁以下的人可连续领300天，55岁以上的人则能领取450天，而金额相当于本人工资的90%左右，所以在一些瑞典人看来，失业只不过是一段“带薪休假”而已，这也使很多人不愿再去寻找新的工作。
在德国，失业工人可以得到原工资67%至53%不等的失业救济，加上住房、小孩抚养等补助以及免交税款，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致使一部分失业者宁可在家闲着，也不愿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而近年媒体报道的一系列合法却极不合理的领取社会救济的案例，更是引起全社会哗然。一个社会救济金领取者长年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风景优美的海边，优哉游哉，而德国每个月都给他汇去衣食无忧的救济金。更有甚者，一个参保者服用伟哥以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其昂贵的药费经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承担。
新成员带来了新的负担
福利制度步入困境，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是重要外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在欧盟单一市场内部，甚至取消了非关税壁垒，从而促进了人员、劳务、资本等要素的更自由的流动。
由于竞争加剧，企业需要选择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生产方式。而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意味着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为了降低成本，企业纷纷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同时，高税率也使一些人才转而寻找缴税少的国家就业，赶走了一批高端人才，使得欧洲福利国家对资金和人才的吸引力下降。
近几年来，欧盟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成员国由10国发展为25国。新成员的加入，给欧盟带来新的投资机遇并提供了大量富有活力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欧盟老成员国也付出了一定代价：首先，财政负担加重是扩大带来的最大挑战。新成员国均为低收入国家，虽然缩减与老成员国间的经济差距主要是新成员国的任务，但欧盟仍需为新入盟国家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经费，这对受困于高失业率、高赤字的老成员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从2004年至2006年，欧盟已拨出了约230亿欧元作为支持新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团结基金。
此外，农业预算的逐渐增加将迫使德国、荷兰、英国及瑞典等财政净贡献国增加其财政摊款，而农业补贴主要受惠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等也将接受比原来更小的蛋糕。其次，欧盟扩大引发的移民潮对一些老成员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劳动就业造成冲击。一些老成员国担心，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大量中东欧地区移民涌入西欧发达国家，对西欧国家福利体系造成过大压力。
改了福利还叫欧洲吗
瑞典的情况只是欧洲众多福利国家的一个缩影。可随之而来的是，欧洲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很多欧洲国家都患上了“福利病”；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政策不堪重负，难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增长方面，因而使得欧洲与美国、亚洲相比，经济活力明显不足。
现在，欧洲政府及经济界的精英已经把矛头直指现行的福利制度，呼吁尽快进行变革。而很多老百姓也意识到，若是继续在福利的温床上睡下去，欧洲很快会被美国以及快速发展的亚洲远远甩在后面。这也是为什么近来欧洲“右派”政党频频在选举中获得支持的原因。
另一方面，观察大选的过程会发现，“右派”的胜利多是“险胜”，很多欧洲人还是希望能继续维持原有的福利政策，而且这部分人也不全是社会中的低收入者、失业者等弱势群体，一些精英人士也往往站在了福利改革者的对立面。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说，欧洲经济缺乏活力并不能归罪于现有的福利制度，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欧洲各国的福利政策，使欧洲自二战后的60多年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从而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执行了很多年，但事实是瑞典到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欧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他承认瑞典确实有一部分人患上了“福利病”，但更多的人则是在高福利的保障下，可以大胆地进行科研创新，甚至是风险投资，因为即使到最后落得血本无归，这些人也不会因此就沦落到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
尼尔森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认为社会福利体系已然成为现代欧洲的象征之一，一旦改变，欧洲还会是原来的欧洲吗？亚洲很多国家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毕竟目前仍不够富裕，一旦这些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也必然会着手改革税收制度，建立社会保障网络，实现从效率到公平的转变，像中国已经开始着手这样做了。而美国虽然一直倡导自由经济，但也没有因此忽略福利体系的建设。
政府不敢轻易分切“蛋糕”
事实上，虽然很多欧洲国家目前已由“右派”执政，但正像一些大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极右”的主张是不会获得多数人支持的，换句话说，“右派”只是在沿着中线稍微靠“右侧通行”而已，并没有谁真正敢把福利“蛋糕”的味道给改变了。
欧洲人当然明白，拒绝改革无异于自杀。迄今为止，欧洲模式能走到今天，就因为一直在不断调整。美式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没有将它击败，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但欧洲的改革只能是缓慢的、艰难的、微调式的，决策者必须小心谨慎地选择改革的方案、步骤和时间。就像德国学者考夫曼所说的：“人们经常呼吁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改造，不能以大规模的整体改革的方式进行，而是需要围绕决定日常政治事务的细节问题，展开令人生厌的争论。”
福利政策的核心是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只要这两项核心不改，福利“蛋糕”的味道就不会有什么改变。从目前欧洲各国的实践来看，也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敢在这两项福利政策上“动刀子”。以瑞典为例，该国的“右派”虽然主张改革福利制度，但他们在竞选时就曾承诺，改革不意味着“大手术”，只是改变对经济有消极影响的部分。而在他们上台执政以后，除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所得税外，的确也只改了失业保险计划的一部分，以鼓励更多的失业者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方面，他们不仅没有降低福利水准，还通过一些措施，使这些方面有所加强。
福利制度是政府实现社会公平必需的手段，没有哪个国家会放弃，只是各种福利制度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而且福利制度也有核心和非核心、必要和非必要之分，所以政府要做的，便是优先建设核心的、必要的福利体系部分，逐步健全社会保障网络，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真正的“稳定器”。
不同模式仍将长期博弈
曾经是欧洲火车头的德国，目前正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社会福利支出不堪重负三大难题，到了必须进行改革的时候。2003年以来，德国陆续推出了以削减福利和增加就业的2010计划为主的多项改革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削减失业救济金、推迟甚至暂时冻结退休者养老金的增加等。但是这些改革措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习惯了优厚福利待遇的德国人对于政府的改革持有疑虑，在大选前遥遥领先的默克尔，仅仅因为任命了一名支持削减福利的影子内阁成员，而在最后选举结果中险遭翻盘。
与德国困境形成对照的是英国。布莱尔1997年就在英国开始了福利制度的改革，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布莱尔推行第三条道路的座右铭。他削减福利开支，用投资政策代替福利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建立起一种个人负有相应责任和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这些年来，英国成为欧洲最成功的一大经济体，保持了年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失业率仅为4%左右。事实上，在欧洲福利制度模式的选择上一直充斥着两种相左的声音：以英国和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市场至上主义与以法德为代表的福利保守主义。无论是市场至上主义还是福利保守主义，或者其他主张，都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观点。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市场制度和福利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各种观点的区别主要在于福利制度的力度和方式，是多一点福利制度好还是多一点市场自由好。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洲福利国家要继续保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必然面临巨大挑战，要么放弃提高竞争力，要么只好对社会福利开刀。在经历了种种危机之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认识到，惟有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改变慷慨的福利模式，才能免于从经济停滞状态继续滑落，陷入更严重的困境。但改革的阻力也是空前巨大的，除非他们现在就开始采取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措施，否则明天就要面对更不得人心的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