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西班牙女性未有权利提出离婚，无法单独开设银行账户，也被完全排斥在行政和司法系统之外。如今，在现任首相萨帕特罗领导的内阁中，16名大臣中有8位女士，其中便以第一副首相兼首相府大臣玛丽亚·特雷莎·费尔南德斯·德拉维加为代表。本届议会中，女议员比例达36％。
12月10日，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男女平等政策处秘书长莎蕾达·莫里约·德拉维加女士（Soledad Murillo De La Vega），率团来华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就两国女性在学术、法律和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进行交流。当晚，德拉维加女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她表示：“很高兴目睹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考虑到了‘和谐发展’的因素，而考虑和谐就必然要考虑女性享有平等权利。”
鼓励女性成为经济独立体
新京报：西班牙一度盛行大男子主义，不过，近30年来，西班牙在促进男女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其中关键原因何在？
德拉维加：西班牙从30年前开始启动了一项旨在提高女性自主意识的运动，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挣工资，成为经济独立体。当时，首届社会党政府建立西班牙女性协会，在政府部门中设立“男女平等政策处”，专门负责推进男女平等事务。
西班牙首部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于2005年颁布实施，我们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不只是身体伤害，针对女性的威胁和恐吓等行为也属于家庭暴力范畴。在过去，这不算犯罪。现在，女性可控告丈夫语言虐待，司法部门将通过其邻居或朋友等进行多方取证。
在推进男女平等方面，本届社会工人党政府执行了有力度的政策，不仅政府内阁中有一半要员是女性，而且今年3月颁布了《男女平等法》，旨在全面、具体地消除对女性的歧视。
《男女平等法》更是工具
新京报：西班牙《反家庭暴力法》和《男女平等法》在欧盟、乃至全世界都引发了广泛关注，诸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口号常被提起。不过，如何将口号付诸实践确属难题，西班牙在这方面有何对策？
德拉维加：《男女平等法》不仅是法律，更是工具，它将笼统的法律概念落实成具体的实施细则。例如进行议会选举时，任何一个参选政党必须推介一定比例的女性候选人，达不到比例就被禁止参加大选，各个政府部门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女职员；有专职监察员前往公司或企业监督相关法律的实施，为此，我们已向1万家企业派遣了专职监察员，评估工作有望两年内完成，届时将法律实施的情况报告上交议会，用于评估。
此类评估，议会将每两年进行一次。未按政策执行的公司，将直接被罚款；未按政策执行的政府部门，将被勒令更改劳动合同，延长女性雇佣期或采取其他措施来补偿女性。
新京报：推进男女平等，西班牙还面临哪些挑战？
德拉维加：困难之一便是针对女性的歧视行为难以根除，例如，虽然法律规定公司要雇佣一定比例的女职员，但公司在招聘女职员时，常常过多询问她们的私生活。单身母亲应聘有困难，这种隐形歧视难以克服。
基于传统习惯，西班牙男性在家里不愿做家务活，所以我们还需逐步促进男性承担家庭劳动。2005年，西班牙修改了《婚姻法》，要求男女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和赡养父母的义务，以法律形式提醒公众注重男女平等。
农村女性一度未有财产权，她们永远是丈夫的妻子，而非女主人。现在，我们已规定农村女性必须拥有家庭一半的财产权，然而，现实中的农村女性经济地位依然不高。
注重培养女性自我意识
新京报：针对农村女性脱贫和城市女性就业边缘化的难题，西班牙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德拉维加：经济独立是女性自主权的基础。为了促进城市女性就业，西班牙通过各种政府组织、民间组织为女性提供帮助，我们有全国性的服务中心为女性提供就业信息。我们会特别培训农村女性从事旅游业和生态农业。
西班牙注重培养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开创精神，她们可以获得专门组织的扶持：发放小额贷款、建立妇女创业启动资金、提供培训、教育和咨询服务。借此，告诉她们如何创办企业，如何经营企业，如何成为企业家。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而是男性主导的暴力革命后间接解放了女性，这导致女性“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传统男强女弱观念难以驱除。此种困境，如何消除？
德拉维加：西班牙一开始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政府在推进男女平等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一个关心公共生活、公共事务的政府必然会将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联系起来，我很高兴目睹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考虑到了“和谐发展”的因素，而考虑和谐就必然要考虑女性享有平等权利。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吴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