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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遇难同胞名录出版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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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贤堂”、“汤安生”、“汪本根”……与这些名字相联系的,是70年前在南京城中被侵华日军残忍屠戮的众多生命个体。现在,1.3万多个这样的名字被收纳进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同胞名录》。昨日,本报记者先睹到这套采取卡片形式的名录:每张遇难者卡片不仅标明姓名,还对年龄、住所、职业、籍贯等作了专栏说明,对于遇难情形,如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被害方式、调查日期、资料来源等也有简要记录。据悉,名录目前出版了8本。

“流落于民间乃至海外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证据肯定不止这八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现有的名录出版设置于丛书最后一部分的原因,下一阶段,我们还将赴海外搜集更多的大屠杀资料和证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副主编、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卫星副所长如是说。

幸存者常志强

“我们一家六口都进了名录”

“日本兵杀死了我父母,刺死我四个弟弟,强奸了我姐姐。临死前,妈妈还在给小弟弟喂奶!”不久前放映的记录片《南京》中,80岁的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原名戴政民,小名戴大龙,解放后改名)叙述得老泪纵横,观众听得泪眼婆娑。这一家六口的名字,被统统记载进了《名录》中:母亲戴张氏、父亲戴英俊、四个弟弟戴二龙、戴阿三、戴小发、戴小来。昨天傍晚,带着记者,老人重返家人遇害地——内桥王府园。

[名录记载]

《名录》四D517页上,记载着常志强的父亲戴英俊的资料。被害地点:八宝前街;被害方式:枪杀。调查日期:1945年11月7日;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九三-870。

《名录》四D519页上,记载着常志强的母亲戴张氏的资料。性别:女;年龄:32;住所:张府园八宝街1号;职业:商贩;被害地点:内桥小王府园;被害方式:刺杀。

[梦魇再现]

由北向南过了内桥,向左拐,走大约100米,右手边就是王府园小区。从大门进去,走107步,向左拐。常志强老人的脚步停住了。他缓缓抬起手,指着今天已是7层居民楼的25幢、23幢之间的空地,说,就在这,一家六口被日本兵杀了!

站在当年的土地上,老人痛苦地闭上双眼,跟记者讲起那段千百次在脑海里浮现的梦魇:

1937年12月12日,听说日本人要打进来了,父母亲带着我、12岁的姐姐(戴桂珍),分别只有8岁、6岁、4岁、2岁的4个弟弟逃难。跑到内桥附近,天色渐黑,只好到王府园的一户人家留宿,想第二天趁早进城。

12月13日,天亮了,我们刚到巷口,就发现日本鬼子追来了,大家吓得一起往回走,可这个巷子是条死胡同。然后日本兵冲了进来,一进巷口就端起枪来啪啪啪地开枪。进到院子里头,他们改用刺刀捅。妈妈被刺了好几刀,倒下。小弟弟被刺刀一挑,摔得老远。我连哭带叫昏过去了。醒过来发现三个弟弟已给刺刀刺死。

妈妈还没断气,我哭着把几米外的小弟弟抱到妈妈面前,妈妈不停拽衣服,要给弟弟喂奶,小弟弟不懂,还爬上去吃奶,但是妈妈肺都被刺穿了,弟弟吸出来的都是血泡泡。不一会儿,妈妈头一歪。小弟弟也没声音了。

我大哭,到处找爸爸。看见爸爸跪在前面的地上,双手抱头。“爸爸,妈妈死了。”我边哭边拉他,一拉他就倒了。一看,他身下一摊血,背后有一个枪眼。

大屠杀史研究专家

“每个名字都不能随意修改”

常志强的爸爸和妈妈,明明是在一个地方被害,为什么却会一个写“八宝前街”,一个写“内桥小王府园”?昨日,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和戴英俊的资料是在1945年收集有关,戴英俊的母亲家当时住在大光路的八宝前街,1945年工作人员录入时误把住址写为遇害地点;而戴张氏以及冤死的4个小孩的资料则是由常志强近几年口述提供的。

那为什么两者不统一起来呢?对此,这位专家表示:“对于我们编史料的来说,即便是重复的名字,每一个我们也都不能随意取舍和修改。我们对历史真实负责。”

据了解,这次出版的遇难同胞名单来源广泛,有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的调查材料,如档案等,主要是文献;有解放后的多次幸存者调查,主要是口述;这两部分是最主要的来源。

“每个遇难同胞的名字(尤其是调查者或证人)的信息,都有最原始的、有据可考的资料来源或出处,这使得这套名录有了证据价值,成为反击日本右翼否认大屠杀的有力证据;也正是有了出处,使得这套名录彰显了最大的史料价值。”这位专家强调,这套名录是史料,不是研究成果,故凡是能从各方面得到的遇难者的名字,全部放了进去。

搜集者姜良芹

“14961张卡片凝聚了8年心血”

昨日下午,记者在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见到了参与找寻并汇集出这份名录的姜良芹副教授。8年前,开始着手这项意义重大的史料搜集工作时,她刚刚博士生毕业。“至今为止,我们为14961个受害者姓名建立了档案卡片,经过筛选,13000多人被收入名录,这些人个个都有出处,有史料可考,是经得起推敲的。”姜良芹告诉记者,搜集这些人名的每一个晚上,她的脑海里都被这些名字填满了,心情总是那么沉重。每天埋头在这些惨痛的过去中,她常常会想,这些人活着会有怎样的人生?

走街串巷寻访故人旧事

在姜良芹的记忆中,2004年的夏天特别炎热。那年,她带着几个学生在浦口查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追寻受害人的故事。6月29日中午,他们到达浦口顶山街道石佛村楼庄19号,一名叫俞仁江老人的家中,老人当年78岁,一家人刚吃过午饭。听说是来寻访大屠杀受害者旧迹的,老爷子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姜良芹的学生孙逊、吴润凯一字不差地记下了老人叙述的当年从屠杀中逃生的经过:“民国26年(1937年),鬼子来到鸥庄。当时我11岁,底下还有一对弟妹,同鸥庄的其他村民一样,我们住在草房里。鬼子一进村就放火把全村的草房烧光,再把全村二十多口人撵到一个房间里团团围住。我的三叔,人叫俞老三的,探头查看门外的鬼子是否离去,被鬼子瞅见,鬼子从门外就是一枪,正好打到我三叔的半边脸,骨头都露出来了,当场倒毙……”

曾赴台湾调查档案

1945年至1948年间,当时的民国政府曾成立了三个委员会,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赔偿调查委员会,前两个委员会调查记录保存在了现在的南京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而当时的民国政府还没有放弃对日索赔,遂将赔偿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记录全带去了台湾,存在现在的“台北国史馆”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里。“这么多年来,我们是去台北调查这批旧档案的首批大陆学者,当时看到那些黄草纸的档案被堆在遗忘的角落,我们心里很不好受,因为常年无人问津,有些纸张已经浸水粘在一块没法分开了,尽管如此,从这些60多年前的第一手调查档案中,我们仍然找到了许多受害者的资料。”

在姜良芹的办公室,现在还堆着半人高的影印件(见右上角题图),都是从台北复印来的调查表,里面记载着一个又一个“灭门案”。一张记录于民国34年冬天的“南京市人口伤亡调查表”上这样写着:填报者“杨余氏”,填报的受害者七人,“杨见福,男,农,34岁,初中文化;大女秀兰,13岁,初小;大儿二六子,8岁;二儿二九子,6岁;二女四美子,5岁……”他们都是在“凤凰西街95号房后塘边地窖内被日人烧杀”……

国外资料未列入这批名录

近年来,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这些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外国友人保存的资料逐一浮出水面,为证明南京大屠杀中的许多史实提供了宝贵的佐证。不过,这次8卷的名录并没有收藏这些海外资料中提供的人名。“海外材料大多是外文,那些人名是依据外文音译过来的,字面上并不确定,所以我们考虑再三,没有将那些日记里的名字录入我们的名录里。”

姜良芹对记者强调,这1.3万多名受害者有确凿的姓名、住址,他们仅仅是大屠杀中受难者的冰山一角。

关于那场屠杀

最早记忆见于1938

“300000这个数字让世人震惊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之多,而眼前这1.3万多张名录卡则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民间对那场人间惨剧的记忆始终未曾中断过。”昨日,参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系列丛书编纂工作的历史学者郭必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民间对于那场大屠杀的记忆,是各界对这一惨剧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一。郭必强告诉记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资料显示,对于大屠杀民间记忆的调查,最早始于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还处于抗战中,但已经开始注意抗战损失调查工作。一来牢记日本侵华的滔天罪行,二来准备在战后索取赔偿。”

1939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制定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调查须知》,通令各机关及各地方政府调查具报,并指定国民政府主计处审核汇编所有材料。主计处于1940年起,每隔半年即就所收到的报告,并将以前所得的数字汇编一次。“当时的调查并未设对日抗战损失调查的专门机构,另外由于国民政府当时设在陪都重庆,对于南京大屠杀方面的调查并不多。”郭必强对此不无遗憾:“对于战争和大屠杀的调查,离发生时间和发生地点越近,调查所能得到的材料越丰富准确,因此1938年启动那场调查仅能看成是一次初期调查,其最大的成绩也就是确定了今后相关调查的实施办法。”

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原国民政府撤离,侵华日军在南京培植了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汪伪政权下虽也有调查,但有明显的掩盖性和欺骗性,因此,学术界以前一直认为大屠杀的记录在汪伪政权期间不可避免地被中断了,直到本次史料集开始编纂。”郭必强说:“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相关历史记录时发现,尽管侵华日军和汪伪政权想尽办法粉饰,但仍然可以从一些文件中发现大屠杀的相关记录。”郭必强的这一发现源自于对一套汪伪政权下难民资料的研究。1942年冬,大约4000名在战争期间流离于外地的南京人回到家乡。当时的汪伪政府为了安置这批难民,撤掉了当时的一个“警察培训所”,转成“难民收容所”。

那次的难民收容和安置工作前后耗时2年,并对所有难民进行了登记调查。“正是在那份难民调查材料中,难民们回忆了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以及自身的遭遇。这些成为了大屠杀民间记忆的延续”,郭必强说:“虽然从数量上看,这些记录略嫌单薄,但至少表明调查大屠杀的证据链没有断过。”

本版撰稿 石小磊 朱昕磊

于英杰 马 燕

(鸣谢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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