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家，凯恩斯被淹没在普通百姓的记忆里，但这丝毫没有减损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中国这个例子不就证明：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 文/张 伶
资本主义的“救星”
伴着工业革命的汽笛与新殖民地的扩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怀着对更美好生活的憧憬一路狂飙猛进。然而，这一飞快的车轮却突然刹停在了1929年。这一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约37%，国际贸易数量减少了2/3。在美国，工业产出的下降超过30%，差不多一半的商业银行倒闭，失业率猛增25%以上，股票价值缩水88%。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乞讨者，等待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排起了长队。整个西方社会被笼罩在一片痛苦、恐惧与绝望的空气中。
世界为之震惊了！哪里出了问题？出路在哪里？有谁能来拯救资本主义世界？
古典经济学家们茫然了，因为传统经济理论告诉他们，自由市场经济天生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它就像自由流淌的河流，不需要人工去截流、引流，会自动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就像人的呼吸有呼有吸一样，经济危机与萧条可能会在繁荣的间隙出现，但不会长久，严重而长期的危机与萧条是不可能出现的。
然而这次危机好像击垮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免疫系统，使它一蹶不振，危在旦夕。
在寻求摆脱萧条的道路上，资本主义经济学界分成了两派，一派一头扎进传统理论中，以求找到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但一切似乎是徒劳的。另一派转而投向正在蓬勃发展的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专程跑到苏联考察，然后带着乐观主义情绪回来，他们变成了热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坚信斯大林开创了充分就业和极具经济优越性的新文明。
在一片迷茫与恐惧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竭力主张中间立场的强大声音，一条既保护经济自由又不破坏西方文明基础的道路。
这个声音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新剑桥学派的领导人。凯恩斯宣称，资本主义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不具备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趋势。但同时他也反对实行经济国有化、强行进行价格-工资管理、干预供给与需求的微观基础。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控制任性的资本主义方向盘，将这辆出轨列车驶回到通往繁荣的道路上去。怎么操作？当然不是通过大幅削减价格和工资的古典方法，应是通过主动实行政府赤字和对公共工程进行支出的办法，通过扩大需求，重建信心。等经济回到正轨并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政府就可以不再主动实行财政赤字，将方向盘转还给古典经济模型。
理解凯恩斯这一理论其实并不难。我们暂且把凯恩斯看作是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位经济学家侦探会在他的社会财富谋杀案或者叫做“储蓄失踪案”中指控节俭小姐有罪。因为在凯恩斯的经济模型中，导致无限期衰退的关键因素是储蓄与投资的脱节。
节俭向来被人们称颂为传统美德，怎么会成了罪人呢？凯恩斯对此的解释是，人们将收入的一部分进行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或实现自己未来的某个消费计划。但是，压在床底下，或躺在银行金库里的钱是不会自动实现繁荣经济和建设城市的功能的，这一功能的实现要靠企业。如果企业是活跃着的，财富就会积累起来；如果企业处于睡眠状态，不管你怎么节约，财富终会趋于萎缩。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失业或工资的降低，人们会动用自己的储蓄，同时为了让自己的储蓄能维持得更长久一些，会变得更加节俭。尽管银行试图通过提高利息来挽留住储蓄，但事与愿违，储户还是照样提现。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利率的提高，造成企业贷款成本的增加，企业贷不起钱，也就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如此恶性循环，最终酿成破坏性的大萧条。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凯恩斯猛烈抨击节俭的储蓄者和财富贮藏者，鼓励消费者花钱。他在1931年1月的一次广播讲话中，大声疾呼：节俭会造成贫穷的“恶性循环”，如果“你储蓄5先令，你会使一个人一天没有工作”。他鼓励英国家庭主妇继续大买特买，鼓励政府继续疯狂建设。他强烈要求，“为什么不把从威斯敏斯特到格林尼治的整个南部伦敦都拆掉，然后再漂亮地建起来……那样会雇人吗？嗨，当然会！”
从凯恩斯煽动性的宣传中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解决衰退的办法就是增加有效需求。凭借额外支出刺激需求，这样更多的产品就会被生产出来，进而使经济复苏。
凯恩斯建议政府在衰退期间通过主动的赤字开支来启动经济。他在自己的书中清楚地指出：“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不过是商界方面缺少足够投资的结果。……假使商界未能进行扩张，政府就必须代为进行。”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严重的萧条期，他甚至支持更为激进的方法：政府开支可以完全是浪费性的。凯恩斯相信，支出就是支出，不管目标是什么，“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能对增加财富起作用”……只要总需求增加了，经济就能从衰退的泥潭中爬出来。
凯恩斯的这剂宁肯“打肿脸充胖子”也不“勒紧裤腰带”的“猛药”确实起了疗效，资本主义经济终于走出了“重症监护室”，并一天天面色红润起来。
以美国为例，凯恩斯于1934年来到华盛顿，他竭力主张联邦政府扩大投资。因为统计表明，此时私人投资已经失去了活力；由扩大商业所带来的工资、薪水和利润，在1929年是150亿美元，到1932年已降低到骇人听闻的8.86亿美元，累计降低了94%。这时必须要给经济抽上一鞭子，来发动这个“投资引擎”，以便把这辆“经济列车”从泥沼中拉出来。既然企业已是手无缚鸡之力，那么就要由政府来充当这个“起动水泵”，为全国的一般购买力打气。于是美国联邦政府就摇身一变成了经济上的大投资者，而且经营项目繁多，从公路、水堤、礼堂到飞机场、港口、住房建筑等等。政府在这些公共项目上的支出从1929至1933年间的100亿美元左右，逐渐提高到120亿，130亿，到1936年提高到了150亿。私人投资这时也振作起来，收复了之前2/3的失地。到1936年，私营企业投资也达到了100亿。这样，在政府参加投资的3年后，国民收入与国民消费上升了50%。美国得救了！
由此，凯恩斯的这个总需求管理模型把阴郁的科学变成了乐观主义的俱乐部，人终于成为了他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同时，他的政府能根据条件需要扩大或缩小总需求的主张，也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自由放任政策仍可以在微观经济层次上运行。简言之，凯恩斯的中间道路政策并不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威胁，而是它的救星！
随着凯恩斯经济政策的成功，他的学者地位也在西方经济学界树立起来了。为凯恩斯赢来学术声誉的是他那本1936年出版的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这是一本革命性的著作，凯恩斯将他的书与爱因斯坦所创立的广义相对论相类比，说他的书创造了经济行为的广义理论，而他把古典模型归入了“狭义”的范畴。的确，这本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结束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长达150年的大一统统治，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从此花苞绽放，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构成了经济学完整的三位一体。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地位也就此确立。
成长之路
凯恩斯1883年6月5日出生于英国剑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颇具名望的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母亲弗洛伦斯·阿达则是剑桥大学的第一批女毕业生。凯恩斯从小便受到标准的英国贵族式教育，在一种崇尚文明自由，满怀自信和希望的环境中长大。他自幼聪明过人，4岁时已经可以向别人清楚地解释什么是利息；6岁时，他开始疑惑于自己的大脑是怎样运转的；7岁时，父亲把他称作“非常讨人喜欢的同伴”；8岁进入圣菲斯学院的预科班；11岁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第一个数学奖；12岁考取著名的伊顿公学，就读期间连续两次获得数学大奖，并成为令人生畏的辩论手，被校长称为“全校最杰出的学生”；19岁以数学、历史和英语三项第一的成绩毕业，并以其在数学和古典文学上的杰出表现，获得伊顿公学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数学和文学。大学期间，凯恩斯继续展现其过人才华，顺利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凯恩斯转向研修经济学，并迅速显现出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天赋。他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教授在致凯恩斯父亲的信中说：“您的儿子的经济学成绩优异。我已告诉他：如果他决意以经济学家为终生职业，则我不胜欣喜之至。”然而，凯恩斯对被困在剑桥大学感到厌倦，于是在没有修完课程之前就离开了，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参加了英国的文官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用。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经济学却得了最低分，凯恩斯对此的解释是：“主考人所懂得的经济学大概还不及我。”
通过了文官考试，凯恩斯被派到印度事务部工作，这段工作经历让他学会了不但从学者的角度，而且从行政官员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但他并不喜欢这个轻闲的工作，工作之余仍专心于概率论研究。在印度事务部工作两年期满后，凯恩斯辞职回到剑桥做了一名经济学讲师。当他向朋友叙说自己这两年的文官经历时说，这期间，他的全部成就是将一头纯种公牛用轮船送到了孟买。当然，这是一句凯恩斯式的玩笑话，他在印度事务部的工作不是完全白费的。根据这段工作经历与思考，他写了一本名为《印度通货与财政》的书，于1913年出版，人们一致公认这是一部“质量堪称一流的作品”。就在这一年，由官方组织了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进行印度通货问题研究，凯恩斯被聘为该委员会的成员，时年29岁。
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凯恩斯也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经济学教授，但凯恩斯却不是一个“专一”的学者，他总是“一心二用”，在他的经济视野下，总有着强烈的政治关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当时社会上普遍担心会出现金融危机，作为货币问题专家，凯恩斯被调往英国财政部，担任财政部顾问和英格兰银行领事。他的首次努力是去说服首相劳埃德·乔治保持黄金储备。由于凯恩斯的正确建议，迫在眉睫的经济恐慌得以缓解。随着凯恩斯经济才华的展现，到战争结束时，他已在财政部树立了牢固的地位，并经常被派到国外处理一些复杂的金融问题。当凡尔赛和会在巴黎举行时，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凯恩斯参加了和谈。但和谈的结果却让凯恩斯大为失望。
《凡尔赛和约》所要求德国的战争赔款远远超出德国的力量所及，更何况和约还对德国工业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凯恩斯极不赞成这一和约，他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这项和约令人愤慨和难以接受，它只会带来不幸。”凯恩斯认为赔款既不会得到全部支付，也不会使和平得到保障。这一观点后来被证明是十分有先见之明的。今天的历史学家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大战后的经济混乱为纳粹的崛起播下了种子。
由于对和约的不赞成，和谈结束后，心灰意冷的凯恩斯从财政部辞职，退居大学，重执教鞭。但心灵上的忧虑，以及彻底的无畏精神让凯恩斯感到不吐不快，1919年，他将自己的忧虑与不满写进了那本为凯恩斯在许多国家赢得盛誉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在书中，他毫不犹豫地藐视位高权重者，并公开触犯盛行的观点，对凡尔赛公约的设计师们——包括他的前上司劳埃德·乔治首相——都给予了辛辣的抨击。
1944年，盟国再次打败了德国和轴心国，战争给所有各方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也再次成为天文数字。但是这次不会再有一战后那种灾难性的赔偿要求的重演了，凯恩斯也不再是一个失意的旁观者，他被任命率领英国代表团出席了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布雷顿森林货币问题会议。在那里，凯恩斯成了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推动力量。这两个经济组织的创建，使国际金融体系恢复了稳定，使被战争摧毁的国家获得了贷款，使欧洲的重建有了保证，这一次凯恩斯被亲切地称为“战后繁荣之父”。
金融行家
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孩子们向他扔石头。他的朋友劝他多给点钱了事，而凯恩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回答道：“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这是凯恩斯为人们引述最多的一件趣事，但如果由此认为凯恩斯是一个迂腐的老学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凯恩斯不仅是经济学理论上的天才，还是位大胆的实践者。他一生做了很多投资，而且还因他在货币、商品和股票交易上的出众才能被冠以金融行家的美誉。虽然也有过被股市崩盘洗劫一空的惨痛经历，但他至死仍拥有惊人的财富。
打开凯恩斯的私人账户，可以看到里面有大量商品和股票的承付款项。除了拥有好几种汽车股票外，他还持有橡胶、谷物、棉花和锡的多头期货合同。有人说，凯恩斯在卧室里就把钱赚了。这并不是笑谈，事实确实如此。据凯恩斯的朋友记述，“他的一些财务决定是在他早上还没起床时做出的。清晨醒来，他通过电话从他的经纪人那里获取信息，然后逐条审阅金融市场上的情报，分析定夺后，电话通知经纪人如何操盘交易”。
富于挑战精神的凯恩斯在投资时总是选择冒险性尽可能大的业务，而且他对利用内部消息进行投资的行为深恶痛绝。他相信，最可靠的获利手段是根据总的经济形势和自己对形势前景的判断。凯恩斯最失败的一次判断是他没能预想到大萧条时代的到来。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让凯恩斯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投资收益，他资产的3/4都付之东流。但这位固执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1932年，他又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上追加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尽管他不能总是在股票价格最高时将其出手，但他总能在最低价时买进。而且他专拣那些明显不受欢迎的证券进行投资，如公用事业公司发行的股票、黄金债券等。1944年，他在写给一位同事的信中说，“我投资的中心原则是和大众的想法相反，其依据是，如果每个人都相信它有价值，那么这项投资不可避免地会价格太高，因而也就丧失了对我的吸引力。”
由于凯恩斯的独具慧眼，到1946年他去世时，他的净资产达到411,000英镑。要知道，在1920年时他的投资组合仅价值16,315英镑。如果按复利计算，他的年收益高达13%，如果再考虑进这期间还经历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这个数字就更让人刮目相看了。
“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
凯恩斯的传记作者，也是他在《经济》杂志社的同事奥斯汀·罗宾逊在《凯恩斯传》的第一章中写道，“对所有人来说，凯恩斯固然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完人，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确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兴趣是广泛的。他具有超群的天赋，在众多的学科领域里都具有高深的造诣，使内行人都引以为知音而对他十分推崇。他能够在相等的知识和理解水平上，同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藏书家、现代油画评论家、芭蕾舞评论家等谈论问题，正如他能同经济学家、金融家、文职人员和政治家纵谈古今一样。”
的确，生活中的凯恩斯，正如他的夫人，原俄罗斯出众的芭蕾舞演员莉迪娅·卢波科娃所说的，他“不仅仅是个经济学家”。
除了学术研究，凯恩斯还担任多个行政职务，他是剑桥大学学院的学监，是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他经营着一个剧院，还担任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他在微妙的国际外交问题的处理方面有独到见解，他对欧洲其他政治家之纵横捭阖以及在财务方面的涛张为幻无所不知。他乐于参与世俗事务，喜欢被别人关注，热爱社交生活，沉醉于作家和艺术家们的聚会。他还是桥牌和轮盘赌爱好者。他是收集现代艺术品的先行者，他对牛顿著述的私家收藏之精，也是世界一流的。
日常交往中，凯恩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会在玩桥牌时因从两位伯爵夫人和一位公爵那里赢得21镑而高兴得大叫大笑。他对待一个思维迟钝的学生会非常和蔼，而遇到一个他觉得与他气味不相投的商人或高级官员，就往往会心生反感，对他声色俱厉。
1942年5月，凯恩斯的名字被呈递给英国国王，他被提名为提尔顿凯恩斯男爵。同年7月，他在上议院就职。在60岁生日时，凯恩斯被授予剑桥大执事这一荣誉职务。
永远的凯恩斯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某些理论或某些政策只有在远期才能看到效果，凯恩斯对此嗤之以鼻。他在自己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指出：“寄希望于长远，这是对解决当前问题的误导，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
1946年，凯恩斯回到剑桥，从事阅读和休养，并且打算在这里重度教学生涯。4月21日早上，他的妻子突然听到他一阵剧烈的咳嗽，赶忙飞奔过去，此时他已经瞑目而逝。
凯恩斯一生同中国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正处于救民族于危亡的时刻，根本没有他的思想施展拳脚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适合凯恩斯理论的应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凯恩斯理论的作用开始渐渐凸显。尽管我国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就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它们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如经济转轨、重复建设、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过冷、过热现象等，我们也有必要参照西方的做法，实施减少或增加投资和消费的“需求管理”，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