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提出：要用影像和电影唤起民众。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创始人、著名电 影摄影学家孙明经就曾四次行万里路拍摄抗战前后、建国前后的国情，在当时以文盲为基础国民的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教育传播 。
宣教途中，七七事变爆发，考察被迫中断。在返回南京时，孙明经所乘坐的竟是北平市沦陷前的最后一班列车。如晚 一日动身此行所拍的影片和照片必一同罹难。
因此，在卢沟桥事变70年后看到的这些历史影像弥足珍贵。
穿行在“七七事变”的阴云下
-本刊记者/杨东晓
70年前的1936年，孙明经写给未婚妻的25封信，在今天被称为情书，但里面没有一个字关乎情爱
孙明经从南京出发，沿陇海线西行。头上的晴空里有3架日军飞机不断地盘旋，这一天是1937年6月9日，28 天后爆发了“七七事变”。而此时的孙明经写给未婚妻吕锦瑗的信中把头上的飞机写成：“为我们的摄影对像更增色不少”。
但是他笔锋一转：“刚才在车站上拍了100多尺。宪警们来盘查了几次，最初怕我们是‘日本人’(近来在陇海路 一带侦查摄影的日本人很多)，待我们拿出教育部所发的护照给他们，他们就异常客气了。”
在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讲师孙明经1937年6、7月间那次1万2千多华里的行程中，适逢中日战事由一触即发、 战云密布一直到“卢沟桥事变”及至全面抗战的爆发。
70年后的今天，在孙明经66岁的儿子孙健三家中，老人一边讲述一边展开父亲当年亲笔记录那段经历过“七七事 变”前后的信件和史料。
孙明经于1937年6月初至7月30日(途中给未婚妻最后一封信的发出日期)开始了他长达两个月的西北考察。
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绝大多数国民还是文盲的国家，教育大家蔡元培同样提出过一个过人的论断：“欲唤起民众救 亡，你写了书，你办了报纸刊物，可90%的同胞是文盲??”，这时候不需要认识文字就能看懂的电影和照片显然有独特的 优势。
但是要用照片和电影来唤起民众，就需要有电影、摄影的高等教育和培养的过程——而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是为了救亡 而把电影和摄影当作大学的一个学科而创立——1936年孙明经临危受命，在他老师的带领下在南京金陵大学创立了教育电 影部，并为这一学科创建了课程体系。
北上到达北平后，孙明经6月29日加入了由燕京大学、北平研究院、通俗读物编刊社、河北移民协会等文化机构组 成的“西北考察团”，奔赴宁夏和绥远。孙明经跟随赴绥远的队伍。这一天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得纯在怀仁堂设宴为考察团饯行 。
1933年热河失守以后，张家口已成为事实中的战线前沿，4年后孙明经在此地考察时，看到了和拍下了各色日本 人和日本间谍，并拍下了日本特务机关被查封的镜头。
被“长城”替代的“抗日”
考察团7月3日来到大青山下拜谒中华大地上第一块刻有“抗日”二字的纪念碑，早在1933年5月，时任绥远省 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第59军军长的傅作义就在距北平城墙仅60里的牛栏山与日寇展开过惨烈的战斗，傅作义部 以空前的牺牲击退日军。但因《塘沽协定》的签字，傅部被迫退至绥远。
孙明经看到的却是“华北第59军长城阵亡将士公墓”几个大字，他在信中写道：“最引人的是长城二字，看上去显 然是改过的，据说以前是‘抗日’二字”。
正如孙明经所言，这块碑在1935年6月9日“何梅协定”签字后，日本提出“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要 求中国不准在说、写、印、唱中出现“抗日”两个字，所以中方只得把碑上抗日这两个字改为“长城”。傅作义说过，每看到 “长城”二字便“如刺在喉”。
这块钱玄同手书的纪念碑由胡适用他大力倡导的白话文书就，胡适在“廿三.五.五”(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五日)的 日记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碑文约千五六百字,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 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改。”
1935年7月,胡适来到绥远，当看到“抗日”两个大字被隐没，替代以“长城”，他在1935年7月5日的日 记中这样写道:墓碑是我作的,钱玄同写的,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的,所以拓本流行全国。我曾 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胡适又书：雾散云开自有时,埋藏隐晦不需悲。山灵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经历“七·七事变”
1937年7月5日，在“七七事变”的前两天，孙明经已随考察团到达归绥，在给他未婚妻吕锦瑗的信中提到了一 个日本人羽山喜太郎。
在归绥的大街上，有辆没有牌号的豪华汽车引起了孙明经的注意，这辆只挂着“羽山公馆”牌子的汽车被携带摄影机 的孙明经尾随到它的老巢。这个地方离孙明经下塌的正风中学不远，院子里有一根高高的天线，同时还招摇着一面太阳旗。
门口没有招牌也无人看守，里面的“要人”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本部派驻绥境”的特务羽山喜太郎中佐及其随员 。这些人凭着他们常期驻扎绥境的历史，经常随便出入当地各机关。
就在孙明经发现这处特务机关两天之后的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进而揭开全国抗日的序幕，羽山喜 太郎携家眷乘车逃遁，结果被绥远省愤怒的人民群起攻之，最终葬身在这块被他肆虐过的土地上。
7月9日，西行至归绥的孙明经尚不知已发生了“卢沟桥事件”。这天早晨，他到邮局去给南京和上海等地寄送沿途 拍摄的胶片，被邮局告知不能寄了。
孙明经问其原因，对方只听说是北平方向出了问题，再问出了什么问题，邮递员也只知道仿佛跟日本有关。
考虑到北平的问题与日本有关，孙明经更要把胶片寄出，于是他跑到航空公司去用每公斤两元多钱的邮费，寄出了西 北之行的部分胶片。也正是在这里，他看到了7月7日夜间卢沟桥畔所发生的拉开了全国抗战序幕的报道。
当时考察团其他成员还没人知道这件事，孙明经向大家报告了“七七事变”后，“群情愤慨，但全体队员仍决定继续 西进，不因战事发生而自阻。”
在石家庄被误抓
战事的发展，令考察被迫中止。东返途中路过包头，在这里团员们看到了当天(1937年7月23日)的报纸，“ 于是我们晓得平津的战况愈益紧张，且风闻共产党已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心情稍安。”
这一天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员私下告诉孙明经：“共产党队伍已编为第八路军，并已派员来归绥勘定司令部，这样一来 ，抗日的力量可真的扩大了。”
7月29号孙明经到石家庄。此时逼近前线的石门地区已经是商铺闭户，大队的警察在街上执行警戒。孙明经和朋友 在桥头照了一张正太路车厂的景象，便被警察用枪指着要检查照相机。而当孙张二人进警察局找长官说明情况时，街上便哄传 开了：抓到两个汉奸！
对于孙明经的解释“教育电影”、“视觉教育”、“电化教育”，警方一概不懂，蔡元培提出的这种救亡理念还没有 深入到更广泛的民众层面。
警员在搜查孙明经所带资料照片时，孙明经向他们一一讲述照片上的人物以及拍摄到的国情，才使警员们逐渐明白视 觉教育的重要性。而当被送出警察局时，他要搭乘的火车已经驶出石家庄5分钟了。
次日登程，孙明经写道：“沿路过一站必有兵车北开，站里和站的周围布满了候车北上的军队，堆满了锱重和粮秣。 ”
这是一封发自郑州的信，孙明经两个月中25封情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华民族到底是不甘屈辱的，伟大的民族抗 战终于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