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没收制度是美国联邦刑事法中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是联邦执法机构打击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武器。该制度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70年美国国会制定法律，创设了两个组织性犯罪，即敲诈勒索及腐败组织罪（Ｒａｃｋｅｔｅｅ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ＲＩＣＯ）和持续性犯罪组织罪（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简称ＣＣＥ）。相关法律规定可以用没收特定财产作为刑事处罚的组成部分。
从１７９０年到１９７０年之间，在海关和税收犯罪中可以运用民事没收，但是刑事法律中没有关于刑事没收的规定，因而１９７０年新的联邦刑事没收条款是一个显著的改革。一个美国学者将这两个罪中的刑事没收规定，称之为“１９世纪初监禁刑勃兴以来第一个新刑罚”。美国国会的意图在于，把没收作为直接打击有组织犯罪经济根基的手段。
此后，美国国会对没收具有持续而强烈的兴趣，扩张刑事没收的范围并制定程序来使其适用更加便利。刑事没收最初仅限于少数犯罪：所有的毒品重罪、洗钱、淫秽物品运输以及与银行业有关的犯罪。近些年来，国会将刑事没收的适用扩张到大多数联邦犯罪。没收可以用来打击恐怖犯罪，最近的一些案件显示美国政府运用２００１年美国《爱国者法》来追踪恐怖分子的财政情况。该法授权没收任何参与恐怖主义的人的所有财产，任何来自于或者用于实施恐怖行为的财产，以及为恐怖组织提供的财产。没收还用来针对白领犯罪，并由此获得大量的没收资产。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没收的范围极其广泛。例如，在毒品重罪的没收中，美国法典２１章第８５３条规定，没收的范围包括：犯罪的收益，和来自犯罪收益的任何财产；被告用于实施犯罪或者使犯罪实施便利的任何财产；对于已经转移的财产、位于法院管辖权外的财产，价值降低的财产以及与其他财产混同的财产，则没收替代财产。对于资产转移的问题，集中表现为没收“回溯（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ｃｋ）”理论的法典化，即如果财产为犯罪所得，犯罪行为实施后以该财产进行的任何交易均无效。其他程序规定还包括审前的财产扣押和没收程序的证明负担。该条对“财产”的界定为：不动产，包括生长物、添附物以及埋藏物；有形和无形的个人资产，包括权利（ｒｉｇｈｔｓ）、优先权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权益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请求权ｃｌａｉｍ和证券。
与民事没收不同，刑事没收仅是对因某一特定犯罪而被判有罪的个人而施加的惩罚，因而它的程序是对人（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ｍ）程序；而民事没收是一个针对“侵犯性”财产而进行的对物ｉｎ ｒｅｍ程序。两者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收的根据不同。刑事没收必须以有罪判决为根据。民事没收不依靠对财产所有人的刑事判决，只要被没收的财产被认为能够用于非法用途，而且能够证明该财产被用于非法用途。例如，用来运输非法麻醉品的汽车，如果这辆汽车被扣押，所有人被起诉却被判无罪，这并不影响对这辆“有罪”的卡车的单独的民事诉讼。
二是证明标准的不同。刑事没收的证明标准实际上是“超过任一合理怀疑”，因为没收是量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刑事没收前，控方必须证明被告的罪责达到这一标准。而在民事没收案件中，采取的证据标准则是较低的证明标准，即“证据优势”标准（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显然，控方在民事的、对物诉讼中更具优势。
三是没收计算的时间不同。民事没收适用“拟人化假设”，只要该财产用于非法用途即为“有罪责”。从而，尽管从司法上是在非法使用后某个时间来适用民事没收，但是该没收被认为与非法使用相联系，换言之，一经用于非法，就可以进行民事没收。而刑事没收，因为是针对人的，所以有罪判决是其基础。
由于民事没收的证明标准低，联邦政府执法机构一度更喜欢运用民事没收。不过，２０００年，国会制定民事资产没收改革法（Ｃｉｖｉｌ Ａｓｓｅｔ Ｆｏｒｆｅｉｔｕ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简称ＣＡＦＲＡ），该法为第三方反对民事没收规定各种程序性保护条款，从而使控方运用民事手段没收财产变得困难。同时，该法也使刑事没收可运用于更多的犯罪，从而使联邦政府更多地运用刑事没收。在该法实施前，含有刑事没收的立案数低于民事没收的立案数，而在该法实施后的第一年，前者的数量就超过了后者。
国会还规定了联邦执法机构与州、地方和外国执法机构公平分享没收财产的条款，如此以鼓励联邦、州和外国执法机构的合作。有两个基金来负责接收没收的财产，一个在司法部，另一个在财政部。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４年，司法部资产没收基金的净收入总计达４０亿美元。２００４年，司法部没收大约３．６万笔、总计价值达５．２１３亿美元的资产，而用于分享和联合执法行动的金额为２．８１８亿美元。同年，财政部没收基金共进账２．８９２２亿美元，其中１．０１４亿美元与州、地方和外国执法机构分享。
（作者单位：时延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伟黑龙江省海林市检察院）
时延安 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