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乡绍兴，迎来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礼。43岁的女作家迟子建，领取了她迄今为止第三个“鲁迅文学奖”。1996年，她以短篇小说《雾月牛栏》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2000年，她以《清水洗尘》再获“鲁迅文学奖”；今年，她则以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又一次引人关注。
迟子建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迟子建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作品500万字，出版著作40余部。她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等。她曾经获过两届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各种奖项，作品被译为英、法、日、意大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表于2005年第3期《钟山》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使迟子建于2007年10月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是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第一句话。2007年10月31日下午，在迟子建温暖的书房里，我对她进行的访谈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我经历痛苦的那个时期，中国频频发生矿难，看着电视上女人们那一张张悲伤欲绝的脸，我体味和理解着她们的痛苦，并且探究着造成这“不幸”的缘由。写作拯救了我，在写作中，我获得了新生。
记者：当人遇到灾祸之时，几乎本能地选择逃避，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魔术师的未亡人一样选择旅行，用三山湖温泉的泥巴将自己的身体遮盖住，同时遮盖住自己内心的哀伤。开篇这句既像诗歌般凄楚又像偈子般透彻的句子为读者打开一条通往苦界的羊肠小路，同时为小说的叙述风格奠定一种冷静而哀婉的基调。请问，你是怎么找到这种基调的？你多年采访的素材经过何种途径来到你的笔下？
迟子建：灾难来临，人的本能是拒绝。可有些灾难(或可称为“意外”)，是不能拒绝的，因为那是命运。最初听到爱人车祸的消息，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放下电话，我跺了一下脚，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我想这样残忍的事情降临到我头上，我一定是“有罪”的。可不管我怎样“检讨”，心底都明白，我是“无罪”的。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使我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与人为善。我踏踏实实写我的作品，知足地过着温暖的小日子，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何罪之有？我委屈，放声大哭。都说人是有“前世”和“来世”的，我认定自己的“前世”造了孽，这一世才遭遇苦难，这样一想，就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
吞咽痛苦这枚苦果，是艰难的。我所经历的那一切，我都没勇气回顾。总之，心灰意冷，身心俱疲。我不敢出门，不愿意见阳光，尤其怕见到熟人，那些安慰的话语，都让我无法承受。我几乎三天两头就跑医院，浑身没有一处舒适的地方。我在写作中逃避，而事实证明，写作拯救了我。在写作中，我获得了新生。因为我突然觉得，有一个世界，我想象的世界，它没有背弃我，我可以用笔构建一个世界，来安慰我。我经历痛苦的那个时期，中国频频发生矿难，看着电视上女人们那一张张悲伤欲绝的脸，我体味和理解着她们的痛苦，并且探究着造成这“不幸”的缘由。我明白了，我经历的灾难，是命运的；而她们经历的灾难，人为的成分更多，这是更大的不幸。十几年前，我曾去煤矿采访过，记忆在一瞬间突然被唤醒，一束光照亮了黑暗，于是，就有了开篇的句子，就有了欲罢不能的对痛苦的表达。
记者：这几年，朋友们极少提及你丈夫遭遇车祸的事情，怕惹你伤心。在这篇小说中，你详细地描述魔术师遭遇车祸之后未亡人的痛苦，这使小说中的叙述者具有与你本人相似的身份与体验。是什么使你直面难以释怀的痛苦回忆？你在叙述者身上投下多少个人经验与内心体验的双重幻影？这部小说是否可以看作一部关于自我救赎的小说？叙述者或者你本人如何通过接触更为深广的痛苦而使自己从个人痛苦中得以解脱？就如小说结尾，魔术师的胡须碎渣随清波中的河灯远去，从魔术师的遗物剃须刀盒中飞进蓝宝石一样的蝴蝶。
迟子建：写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其实是想给个人伤痛找一个排遣的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小说是一篇“漫长的悼词”，具有你说的“自我救赎”的意味。开始写它的时候，是极其痛苦的，因为那等于又一次挑开了伤口，让它滴血。不过随着小说的推进，这个伤口在慢慢地“结痂”，因为“众生”的苦难使个人的痛苦变弱了。个人一旦变小了，世界就大了。相反，一旦把个人看得过重，世界就变小了。一个人要想真正融入世界中，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小一些，最好小得如一粒微尘，这样，世界才能升腾起来。就这样，“我”的足迹所到之处，看到了无处不在的苦难，也看到了苦难中的温暖和柔情。我用笔，惊喜地描摹着我看到的这一切，从中获得了一种“大解脱”。只有解脱了的我，才会放松下来，才会对往昔的岁月无怨无悔，才会让空空的剃须刀盒里飞进一只宝蓝色的蝴蝶。
在写作过程中，我体会到了那种与崭新的艺术相逢的悸动和欣喜，我常常因激动，写着写着便心动过速。
记者：介入底层人群日常生活的当代中国小说，大多描述残酷的真实层面有余，而艺术感染力不足，更不必谈其粗糙的结构与质地。你这篇小说被人称为具有一种痛彻肺腑的抵达灵魂的力量。你怎么看待这一认识？小说中的乌塘是一个被死亡阴影笼罩的矿区。叙述者在这里遭遇许多卑微的小人物，比如外表放荡实则冤屈的寡妇蒋百嫂，忠厚的旅店主人周二夫妇，喜唱无词丧曲的画店主人陈绍纯，读者不仅与他们一起经历内心哀伤的纠缠与折磨，而且因其启示在自身之中也发现了以往漠视的痛苦根源。你将这些小人物描述得如此鲜活，你是怎么冷静地控制笔触而使之犀利而饱满地呈现于公众面前的？
迟子建：一个人要直面苦难，而作品呢，一定要“曲折”地对待苦难，也就是要艺术地呈现苦难。小说，说到底是一种艺术。赤裸裸地描写苦难的作品，往往流于简单和粗糙，那不是我喜欢的。如果一部作品只有“神经”，不管这神经多么的强健，没有血肉的烘托，它终归是干枯的，没有生命的。而小说要有血肉，要有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的注入，这样，小说才能水灵起来。日常生活中，最有光彩的不是大人物，而是那些小人物。他们身上，更能体现出人性的光彩。就个人品性来说，我属于那种哀而能持的人，这使我不会在作品中喋喋不休地“诉苦”。另外从艺术上来讲，我喜欢那种有节制的艺术，要“抑”，而不是“扬”。“抑”往往能让作品气韵饱满，相反，“扬”却常常使作品流于平庸。有这样的想法，你就能控制好自己的笔，在人物的描写上，把握好分寸。
记者：《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深度与广度两个层面超越了你以往的所有作品，你怎么看待这一认识与评价？小说结尾所写的解脱是否具有光明的尾巴之嫌？或者说你必须表达这样的信念：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人必须活下去；我们的痛苦与蒋百嫂的痛苦相比不算什么；面对尘世的苦难，人类如何重建存在的信心？在开篇，你写了魔术师——叙述者的爱之源泉，在结尾，你写了会魔术的张云领——将叙述者领出痛苦境地的孩子，对这两个人身份中魔术元素的书写是否具有什么深意？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一出来，就深得读者的喜爱和评论家的激赏，这确实是事实。《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都在那一年的头题予以转载和介绍，它获得了《小说月报》百花奖，《小说选刊》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还登上了那一年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最佳中篇的排行榜。客观地说，这篇小说确实超越了我以往的作品，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体会到了那种与崭新的艺术相逢的悸动和欣喜，我常常因激动，写着写着便心动过速。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把男主人公设置成一个魔术师的，因为他带给我的“绚丽”，似乎都是刹那间寂灭的幻象。但这个人间“幻象”，是美好的，温暖的，常青的！我从来不会刻意地设置“光明的尾巴”，那个尾巴，其实是凄切的。一个人的无名指上落着一只精灵般的蝴蝶，而斯人已逝，那种苍凉真的是无法言说。我最爱的，恰恰就是这个结尾。那只蝴蝶在我眼里，是复苏了的亡灵。
我把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看做是生命的伙伴。在雷电声中，我能感受到大树被劈裂的痛苦；在春雨中，我似乎能听到万物生长的欢呼声。我的作品中，缺不了大自然，它们在里面呼风唤雨，尽显风流。
记者：你从童年与乡村生活中建立起来的自然观与生命观，给你过去的小说几乎都烙上了直接的自然印迹。而在这篇小说中，烙印却变得似乎有些隐晦，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更为博大和更为悲悯的拯救力量。这种自然启示的广大性不仅存身于大兴安岭的山川草木之中，也存身于乌塘这样的旅途之地。当你的视野更加开阔，你或许会发现由童年和乡村而来的信念将会生成无法想象的作用，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在这篇小说里，自然扮演的角色是否并不单纯？夜晚意味孤单罪恶？
迟子建：一个作家，都有通向自己作品的“隐秘通道”。如果让我说出我作品的“隐秘通道”，那就是大自然。我生长在大兴安岭，那种壮阔、苍茫的自然风景，从我幼年时期起，就影响了我。人即便长寿，也不过一百多岁，这个年龄跟大自然比，是多么的“短寿”！所以，大自然在我眼里是不朽的！我愿意把作品中的人放进大自然——雪原中，溪流畔，星光下，绿草旁，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在信念上获得了“长寿”。因为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化做泥土。我们在融入自然的过程中，境界会得到升华。在这篇小说中，“乌塘”其实也是一种大自然，它不是光明的大自然，而是黑暗的。我要描写的，恰恰就是我以前所忽略了的大自然的黑暗的一面。于是，夜晚做为了作品的底衬。其实夜晚并不是罪恶的，夜晚是无辜的，罪恶的永远是造孽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然在作品中，永远不会是单纯的角色。因为单纯地描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作家蒋子丹在一篇书评中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唤醒了我们对魔幻现实小说的回忆。”你觉得你这篇小说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观念与技法有何联系？我是否可以将之仅仅理解为你的自然观与生命观的曲折体现？正是它们赋予你秉承类似萨满万物皆是神灵的要旨或信仰而将尘世诗化的能力。或者你描述众生神态与乌塘环境的写作奥秘另有来源，它将读者裹胁在悲戚而无法自拔的痛苦沼泽中，进而成为社会批判的深刻诉求。
迟子建：其实我用了另一种笔法，写了“血淋淋”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小说跟魔幻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让人感受到了“魔幻”的气息，那完全是在“无知无觉”的状态下。关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许多批评家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蒋子丹发在《读书》上的那篇文章《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单从标题上，我就知道蒋子丹理解了我，理解了我的作品。我生长在大兴安岭，受鄂伦春人“万物有灵”论的影响，我把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看做是生命的伙伴。在雷电声中，我能感受到大树被劈裂的痛苦；在春雨中，我似乎能听到万物生长的欢呼声。我的作品中，缺不了大自然，它们在里面呼风唤雨，尽显风流。
我永远把自己当做一个“新人”，这样就会有动力，有激情。我爱脚下的土地，就像珍爱我的生命一样。
记者：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不管他是矿工还是作家，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作家的使命或许就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具体命运实施有限的工作，从而使之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深度，并通过文学语言而使之获得独特的美感。你通过这篇小说达到的叙事与精神的高度必将给你未来的小说写作带来更大的可能性。二十多年来的写作生涯使你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使你面对各种压力从容不迫地成长，请问你对同行或者更年轻的小说作者说些什么？或者说一个作家怎么通过作品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建立自己的道德谱系？
迟子建：作家是要有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否则，作家就成了寄生虫。我很喜欢俄罗斯作家，他们身上，就有强烈的道德感，从宗教上来说，就是“原罪”意识。比如托尔斯泰，再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的作品，博大精深，清澈逼人，都因为其作品富有道德感，他们的目光能直逼人性深处。我写作有二十多年了，在这条路上，我之所以还不知疲倦，兴味盎然，是因为我永远把自己当做一个“新人”，这样你就会有动力，有激情。而保持激情，是写作的源泉。我觉得年轻的作者，最重要的是稳住自己的心气，不被流行所左右，在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要爱自己脚下的土地，要一点点地挖掘它，感受它的温度，体味它的博大，这样，你就有了“根”。有了“根”，不飘浮，持之以恒，终会修成正果。我相信，真正的高楼大厦，是建在大地上的，否则，那就是空中楼阁了。我爱脚下的土地，就像珍爱我的生命一样。
关键词
鲁迅文学奖
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鲁迅文学奖，是为鼓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和评论作品的创作，鼓励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设立的，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1997年，首次评奖工作正式启动。
1998年2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揭晓。鲁迅文学奖每三年评选一次。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今年10月28日在鲁迅的故乡绍兴颁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和外国文学翻译等七个奖项共有32位作家、诗人、理论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获此殊荣。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蒋韵的《心爱的树》等5篇作品，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等5篇作品，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等5部作品，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田禾的《喊故乡》等5部作品，获得全国优秀诗歌奖；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等4部作品，获得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李敬泽的《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等5部(篇)作品，获得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许金龙译大江健三郎著的《别了，我的书》等3部作品，获得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叙述者——女主人公在丈夫车祸去世后独自远行，因山体滑坡，列车中途停靠在一个盛产煤炭和寡妇的小镇乌塘，得以接触社会，听鬼故事、丧歌以及众多奇闻，目睹苦难、不公和死亡。世界上的夜晚是一个人的夜晚，也是所有人的夜晚。那样的夜晚也可能是迟子建的夜晚，那样的故事也可能是迟子建自己的故事。那时候，迟子建是用写作来疗伤的。
诗评家谢冕在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颁奖会上，这样宣读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奖词：“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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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晚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