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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全家福
Ｎ本报记者 阮友直
通讯员 刘朱婴 王珊珊
本报讯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不久前，一批新四军后代，沿着当年父辈足迹重走“新四军北上抗日路”，在四千多公里的行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被挖掘出来，其中就包括当年邓子恢与林伯渠“换子”。
日前，记者与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取得了联系，还原了这段历史。
刚出生被送走
取名“范宜德”
“我的父亲，1896年8月出生于龙岩东肖镇，1926年参加了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淮生告诉记者，“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在敌军占领中央苏区时，林伯渠的夫人范乐春将自己才生下二十多天的儿子，和我父母才生下十多天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分别托付给会昌的农民家寄养。”
“襁褓中的大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直到懂事后，养母郭发仔才告诉他：‘你刚出生就被交给我们了，你是红军留下的儿子！’”邓淮生说，大哥的养父叫范美宏，他给大哥取名“范宜德”。林伯渠的儿子则被一户姓赖的人家收养，也随了赖姓，名叫“亚平”。
寻子“弄反”了
更名“林秉苏”
1949年9月，江西解放。此时在武汉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得知消息，给驻扎在赣州的48军政委陈仁麟写信，拜托帮助寻找他和林伯渠的孩子。
“早在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时，父亲就请地下党组织帮助寻找他和林伯渠的儿子，但没有找到。那时，老百姓分辨不清前来寻找孩子的，究竟是共产党的人，还是国民党的特务，谁都不敢暴露两个孩子的身世，否则都会没命的。”邓淮生说。
会昌解放后的第七天，一名军人手持公文来到县人民政府，要求当地组织协助寻找林伯渠和邓子恢在红军长征前留下的两个孩子。很快，两个孩子被找到。但由于事隔十多年，收养两个孩子的老乡记不清他俩到底谁姓林、谁姓邓。当他们回到父亲身边时，被工作人员给“弄反了”：林伯渠认下了邓子恢的儿子，取名林秉苏；邓子恢则认下了林伯渠的儿子，取名邓苏生。尽管邓子恢后来发现“林秉苏”的长相酷似自己，但表示“尊重基层组织的调查”，他对妻子陈兰说：“都是革命的后代，不要换了。”
1953年1月，邓子恢从武汉进京，全家人搬进中南海。林秉苏也随林伯渠住在中南海，两家人又相遇了。“每天放学回来，大哥、苏生及我们一些小孩子，都在中央领导就餐的食堂吃饭。”邓淮生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都看出了问题。有一天，朱老总见大哥老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就对我父亲讲：‘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林秉苏长得与你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嘛！’接着，朱老总风趣地问：‘秉苏，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啊？’”
“1954年春节时，林老（林伯渠）把大哥领到父亲的办公室，苏生也去了。林老对大哥和苏生说：‘今天只把你们叫来，母亲、兄弟姐妹都不参加，是要讲明一个历史情况。直截了当地说，秉苏应该姓邓，苏生应该姓林。当年，父母把你们留在会昌，不是做父母的不爱你们，而是因为要长征，想让你们活下来，希望你们理解。”
邓淮生激动地说：“那天，林老向大哥他们讲了很多革命道理。他说：‘你们是人民养大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改不改由自己，但是，你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养父母，将来工作了，要承担赡养他们的责任。共产党人的子女，不是私有财产，都是人民大众的子女！’”
既然真相大白，两个孩子应该改名字了。可谁都没有这样做，直到10年以后……
理解父亲期望
改名“邓瑞生”
“1957年，大哥高中毕业后，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对于他的志愿，父亲说：‘我建议你学农业，不要去北师大了！’”邓淮生回忆道，当时大哥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样恳切地希望他学农业。
1960年，邓子恢带领全家去参观在北京展出的四川泥塑《收租院》。当走到一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塑像旁边时，他默默地站住了，眼里淌下两行热泪。参观结束以后，邓子恢告诉孩子们：“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负他们。”对于父亲话中的含义，当时涉世不深的子女们无法全部理解。他们只知道父亲热爱农民，却没想到，父亲正经历着人生中的最大艰难和挫折，“1962年，由于父亲提倡农业生产责任制被批判……”邓淮生告诉记者，“正是在那段时期，大哥慢慢地了解了父亲，毅然把自己的名字‘林秉苏’改为‘邓瑞生’，以表达对父亲的崇敬和爱戴。”
邓淮生说，虽然大哥现在已经72岁了，但他没有忘记父亲当年的嘱托，再过几天，他们又要来闽西老区参加扶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