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健全领导体制，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的工作机制，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十七大报告
10月25日，凤凰卫视节目《景行长安街》播出了对厦门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易中天的采访。易中天就其著作《成都方式》及所提到的成都实践进行了阐述，以下是《景行长安街》主持人曹景行（以下简称曹）与易中天（以下简称易）的对话摘要：
成都3件事对应了科学民主依法的执政理念
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实践（摸着石头过河）可以确定无疑的一条，我认为就是十七大报告中反复提到的8个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也可以浓缩为四个字，我认为就是“中国道路”。
曹：你出的这本书叫《成都方式》，谈的是2005年时，成都根据（党）的总的方向进行的探索，也可以说是探索中国道路……
易：不是，它是探索走中国道路的方式。十七大报告提到一个执政问题，在通常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述后面，有这样12个字：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都方式，主要是做了3件事情：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曹：国务院已经批准成都和重庆成为这样的试验区。
易：它叫做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包括统筹城乡和综合配套改革。它不能就城乡而城乡，就“三农”而“三农”，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统筹城乡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城乡。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我的理解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我们要解决的是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为什么发展，就是为谁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就是为我们人民的幸福，这应该包括8亿农民，如果在发展中把他们（农民）给扔下了，这个发展是不科学的；怎么样发展，如果只是把城市建设得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而忽略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以及对环境资源的破坏，这样的发展也是不科学的。成都抓住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点，实行城乡一体化，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来发展，就像一个人手脚相连，但手还是手、脚还是脚。所以这个是对应着一个科学执政的观念。
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包括全委票决、公推直选、民主测评等内容，它对应着民主执政。
三、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我们提服务型政府挺多，成都的区别在于提出规范化。之所以提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政府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样服好务，必须进行规范。比如成都规定，营业执照7个工作日办完，如果没在规定时间办完，你可以进行投诉。而且办证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出示所有证件，告知我应该怎样填表、怎样申请，如果没有告诉也是犯规的。这就是把政府切切实实地放在了服务的位置上。
成都做的这3件事情，对应了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城市、书记、政府都是“我们的了”
曹：当时你在成都呆了两个月，做了比较广泛的采访和了解，这3件事所带来的变化和直接的效果是什么？
易：直接的效果，我是从三个方面来了解的。一个是从人民群众当中了解，它实行了城乡一体化后，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农民开始感觉城市是我们的了；它实行了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这样选出来的书记，大家说这书记是我们的了；第三，市民也好企业也好，他们到政府的政务大厅去办事，那里首先有导办员笑脸相迎，领你进去，然后告诉你该怎么办，程序不会错，而且你把东西交了以后就不用操心了，剩下的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在操作，最后你收到的就是成品了。这样老百姓和企业都非常高兴，说政府是我们的了。
曹：这样三个都变成“我们的了”：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也是我们的了。这是从群众眼中看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当时刚刚开始试点时的情况，还是可以持续并且能够长期做下去的？
易：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他们做的这一套东西制度化。以后哪怕领导班子换届，但如果制度化了，大家已经形成共识，都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行，那么即便领导班子换届也没有关系。这也是我写《成都方式》的原因。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对他们这套做法有共识，能够逐步在各地都形成制度。
爱琢磨想问题 成都官员“在状态”
曹：刚才我问，为什么在成都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有这样一些官员，他们有动机和想法来尝试这些看来不太容易做的事情。
易：这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所在。其实这本书最后写出来，在我是一种副产品。我当时感兴趣的就是刚才曹先生提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成都官员会想到要自己来探索这样一套东西，因为在我看来这样做在当时是有一定冒险性的。所以我这本书就没有像很多学者那样去访问群众，比如说访问农民、访问企业家，一个是因为这些访问对象人数众多，不太可能完成，第二个我也是想弄清他们的动机，所以书的前三章基本上都是对成都的官员的访谈。而且我把市委书记放在最后，先从基层干部问起，我还跟他们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他们都很配合，只有一个条件，“用四川话行不行？”这样，我觉得他们的想法至少是真实的。我总结下来有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们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共识看得很重、很珍惜，而这样一个共识要在地方上落实，只能靠地方党委和政府自己去摸索；第二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提出“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我在当地就感受到一种非常好的精神状态，因为他们的市委书记李春城有一个说法就是“在不在状态”，他非常强调这一点。而且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要把工作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事业来追求”，要求自己的干部都保持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不是上级交给一个问题就只知道刻板照做，而要琢磨、要想问题，比如说他们的“五朵金花”，就是因地制宜，把农村变成了开放式的公园，它完全是琢磨出来的。这就是说，地方党委也好政府也好，必须“要在状态”，你要主动，你要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你要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去琢磨，这样就保持了一个很旺盛的状态。
曹：你也发现成都官员特别喜欢思考问题。
易：对，跟他们谈话，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这个状态特别有意思，应该说“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你在成都是可以找到的。
摸着石头过河 就是说我们得去做
曹：你怎么想到去成都做这两个月的谈话和调查？
易：其实本来是没想到的。完全是偶然的机会到了成都，听一些朋友聊起这个问题。当然，坦白地说，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我这个人也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情结，所谓“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繁荣昌盛。这两个月我的收获很大，也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关心中国的方式，这个方式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类学讲的“田野调查”。这种方法，走出了书斋，所以我在书中引用了辛弃疾的一句词“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我们得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不要怕犯错误。
曹：《成都方式》这本书也体现出学者对国家、对民族的关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就应该去掉浮躁心态，在繁忙工作中，让学者有机会像你这样有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好好地去了解调查，把自己的想法和当地的实践结合起来，然后再表述出来。这样也许会更有意义。凤凰卫视 成都日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