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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上人体素描课。他们或许是街头的盲流，或许是社区的义工，或许是公司的白领，或许是外来的民工，或许是温顺的妻子，或许是粗鲁的丈夫。在熙熙攘攘的广州城，只要他们不说，没有人猜得出，其实他们是———人体模特，一个以艺术的名义裸体工作的特殊群体。
人体素描课
9月10日上午，出现在广州美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的李光元特意带了一根红木拐杖，在接下来的4节素描课里，87岁的他必须如石像般站立3个小时，给一帮20岁出头的姑娘小伙儿做裸体模特。
虽然地处广州东南郊的大学城人影稀疏，正式上课前，授课老师陈海还是认真地把拉严的窗帘检查一遍。日光灯下，李光元已经站到画室中央那两个用粉笔圈定的脚印上，开始解扣宽衣———这份从容来之不易。9年前刚做人体模特时，李老汉每次脱衣服总是紧闭着双眼，涨红了脸。
不多时，一个精瘦的男人体就在人们面前完全袒露开来。佝偻的背、痕迹分明的肋骨以及刀刻般的皱纹，都让他显得像一尊做工精细的雕像。
十多个学生马上托着一人高的画架围上去。
画室里安静得只听见画笔与纸张摩擦的声音。十多张年轻人的脸在画架边上探出探进，一丝一毫地打量着李光元赤裸的身体。李老汉目不斜视，只是偶尔用手挠挠被头发或粉尘弄痒了的地方。跟他合作过的师生对他都这样评价：领悟力强，肢体动作到位，而且很敬业。但他毕竟还是老了，每40分钟一次的休息，他都要披上一件白大褂坐在地上，小腿酸了就揉，困了就喝口咖啡或抽根烟。老师陈海不时过来询问他是否支持得住，李光元的回答很简单：“还行。”
当农民遭遇艺术
在成为人体模特之前，李光元当了75年农民。在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毛庄乡小李村，他种植高粱小麦，生了8个子女。子女们又为他带来7个孙子，8个孙女。
然而，人丁兴旺反而成为负担，到了1994年，李光元一家全年收入也只有可怜的1000多元，同年秋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次鼠药中毒，更把这个家庭拖入债务的深渊。为了减轻负疚感，1995年春节过后，李光元不顾反对独自离家打工。他一路靠乞讨南下，但在广东中山被招工骗子骗走仅有的300元后，李光元就陷入了绝境。
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一个背着画架的美院学生在公园叫住了正在捡垃圾的李光元，说请他做一回模特，李光元问什么是“模特”。女孩说：“您坐着别动就行。”但只过了不到10分钟，李光元突然转身就跑，女孩追上去问怎么回事。李光元吞吐着说，以前没照相机的时候，村里老人也这样找画匠画过，还挺贵的，他没这个钱。女孩笑了，塞给他20元，说这是报酬。后来，女孩还塞给李光元一张纸条，说他相貌独特，可以凭此到广州美院当个专职模特———就是刚才那个坐着不动就可以赚钱的美差。
李光元当然去了，上岗后还住进了校园。由于轮廓线条好，画他的人越来越多。一天，一位姓张的教授把他拉到一边，建议他可以尝试做“人体模特”，那样一个月可以有1000多块钱———相当于他们农村家里一年的收入。李光元喜出望外，但聊了半天后才知道原来要光着身子的，他憋红了脸，走了。
后来，更多的教授来找他，跟他说这是艺术，是奉献，是高尚职业，还给他讲女画家潘玉良对镜自画裸体的传奇故事……最后，李光元答应先尝试一下半裸，结果第一节课就紧张得穿反了裤子。直到3年后，他才最终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这是他平生最出格的事情，但由此得到的回报就是可以寄钱回家还债了。
与此同时，李光元颇有风骨的外形流传开来，找他画画的人更多了，报纸、电视台也来了。李光元坦荡地向外界展露着他的模特生活，还学着当年教授的口吻说：“人体模特是艺术，是奉献……”
居委会大爷的秘密
与李光元的坦荡不同，更多的人体模特都选择让他们的身份处于隐匿状态。比如陈丕庚，64岁的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昌岗东社区义工，他有着一副典型的居委会大爷的派头，笑容可掬且爱管闲事。他最常做的工作是拿着钢丝擦和水桶，清除那些无孔不入的街贴广告，还经常到一些乱摆乱卖的摊档面前，对档主进行一些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治安管理教育。
在昌岗东社区，人们都叫他陈伯，都清楚他原来在居委会旁边经营一家理发店，擅长剪老式平头。现在他每周起码有一半时间泡在居委会里，帮助派发计划生育传单、解决邻里纠纷等。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好好先生式的男人，还有一个身份是人体模特。
陈丕庚的家在广州美院西南角的一座6层楼房里，楼下竹林成荫，墙上还有蓝色的涂鸦。沿着楼梯找到502，“理发陈”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房间只有20平方米，一大一小两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可折叠餐桌，两个电饭锅，一台电视机，陈丕庚就在这个斗室里，带着妻子和3个小孩生活。几沓被塑料纸包得严严实实的资料被放在了衣柜的最高处，里面有几本画册，其中一幅由画家谢楚余操刀的写实作品《理发师》，就是陈丕庚10年人体模特生涯里最有名的作品，他在里面头发竖着，神情很严肃。
那是1997年，由于经营不善，陈丕庚的理发店和杂货铺宣告失败，成了低保户。为了供女儿读书和医治中风的妻子，陈丕庚到处托人找工作。一个在美院工作的亲戚帮他找了个做人体模特的名额。不明就里的他就到教备科报到，结果一名负责老师端起相机就要他脱衣服。
这是挑选模特的规定，教备科逐一给应聘者照相，然后由任课老师挑。陈丕庚为难起来，他一向是个规矩的男人，大热天也穿得严实，更何况还要拍裸照，陈丕庚很难接受，来回折返了几次，但想到孩子的学费和妻子的药费，还是闭着眼照做了。
后来这些相片被来选模特的老师看见了，说是块料。再后来正式通知上课了，每小时7块钱，陈丕庚还是犹豫，后来又想到了学费和药费，还是去了。第一次赤身对着一帮姑娘小伙，陈丕庚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这份工作可谓帮助陈丕庚度过了那段艰难日子，但2004年，妻子还是因中风复发去世了。或者已经习惯，妻子去世后，陈丕庚并未因此而停止做人体模特。“反而有时想到那些学生很需要我，心里就觉得温暖。”陈丕庚时常感到这样的慰藉。
一个女模特的梦想
赵琼是一位女人体模特，她不但像陈丕庚一样对外人守住秘密，连丈夫都不想让他知道。她终日活在紧张和恐惧中，怕这个“并不光彩”的职业会拆散她的家庭。
这也是大多数女模特共同的想法，由于性别的特殊性，她们要承受比男模特更大的社会压力和家庭风险。广州美院的大部分住校模特都集中在校园东南角一座红色两层楼房里，赵琼就住在这里的二楼。这是一个对外来者高度警惕的地方，人们进出房间都是低着头，匆匆忙忙，仿佛怕在室外多逗留一秒钟。
在这里，“人体模特”是个不合时宜的词语，每当外人以这个词语发问时，大都会被报以警惕的目光甚至转身进屋关门，除非你能证明你是学生或老师，并且真心实意聘请他们去做模特。对很多模特特别是女模特来说，这份工作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赵琼出生在四川一个街头能望到街尾的小镇。她现在后悔把大部分的青春消耗在那里，读书、结婚、生孩子、过日子，这种平淡时常让她感到窒息。直到在当地一家服装厂里过了两年朝九晚五的枯燥生活后，她才强烈地意识到，她要摆脱这种死气沉沉的地方。所以，7年前，她告别丈夫和孩子，来到广州。
她先向朋友借了2万元投资了一间服装店。她的初步设想是，先攒点钱，然后拍点广告之类的。只是她不考虑消费人群，只卖贵货，最终因货品滞销而关门。负债累累的她用尽最后500元，拍了一辑艺术照，寄给各大广告公司，但都无果。2004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到美院来做人体模特。
“我们最怕丈夫或家人知道这件事情。”赵琼说。丈夫是机关行政人员，好面子，这样的事情若传出去对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和赵琼一座楼的女模特，她们同样瞒着丈夫，同样忍受撒谎之苦。倒是曾经有一个年轻女孩过来兼职，说是体验生活，让她们面面相觑。
最近有件事让赵琼心情不错，美院一个老师觉得她的镜头感不错，准备免费给她拍一组艺术照，这是个让人兴奋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也可以寄给远方的丈夫，以解思念之苦。
（应采访者要求，赵琼为化名）据《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