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对待灾难的态度都在走向开放，走向人性化
突破，在悄悄进行中。灾难，从来没有被如此直接面对和深刻分析过。
1980年7月22日，复刊不久的羊城晚报刊登了当时的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死亡72人的消息———这已是8个月之后———“渤海2号”翻沉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
这是新中国石油系统截至当时发生的最重大死亡事故。然而，事故发生以后，石油勘探局不仅没有如实向上级报告，而且还给事故调查设置许多障碍。当时的石油部也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的原因，甚至也没有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及时的公开报道更是无从谈起。
这在今天似乎不可想象。但在1980年，认为报道灾难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想法，还在左右着许多人。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唐山大地震。发生在1976年的这场灾难，共造成24万2000多人死亡。这个数字，在三年后的1979年11月22日才由新华社公开报道。
时任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当时并不是有什么人“要求”、“允许”他报道此事，而是他出于记者的责任感积极主动争取的结果。“如果不是坚持，什么时候能公布，实在难说”。
突破，在悄悄进行中。
在“渤海2号”事故公开报道之前，1980年2月，人们就在刚刚复刊的羊城晚报上读到了当月发生在广东开平的一起海难事件———“曙光401号客轮”沉船，200多人遇难。
禁区就此打开了一条缝。之后，1982年的“4·26”桂林空难等事故，羊城晚报都放开手脚，如实详尽进行了及时报道。再之后，1987年大兴安岭大火的报道，进一步突破了禁区。
不过，那时的报道仍然是单薄的。事故再现———救援———善后———事故原因，在当时的读者看来也许是“解渴”的。但在现在的读者看来，灾难以这样的方式呈现，还是“小儿科”。
今天的灾难，从来没有被如此直接面对和深刻分析过。每次空难，都有媒体再次提到冷冰冰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起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
比如最近的湖南凤凰塌桥事件，在羊城晚报的报道中，不仅有灾难发生的现场，有让人泣下的悲情故事，还有有力的追问———对灾难原因的追问，对承建商和责任部门的追问。
 |
灾难·伤恸者
1992年11月24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一班广州飞往桂林的客机在阳朔坠毁，机上133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张刊发于1992年11月28日羊城晚报头版的新闻图片（上图，本报记者蔡惠中摄），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最先抢发这一特大新闻。它所表现出的遇难者亲属在山下拜祭亲人的场面，也打破了灾难报道“报关怀不报伤痛”的“陈规”。如此白描，今天重读，仍觉震撼不已。
（编辑：Rob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