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
当陶晓清第一次在杨弦的演唱会上听到这首熟悉的《乡愁》谱成的旋律，她深深地陶醉了，她感动于本地民谣的魅力，并自此开始在自己的节目里大力介绍台湾民谣。
30多年过去了，当台湾音乐界已经开始尊她为“民歌之母”的时候，她微笑着摇头：其实，我只是比他们年长一些，看着他们长大而已。现在的她又多了一个身份，因着新翻译的《生命花园》丛书，陶晓清的名字前，又加上了心灵讲师的名头。
□ 文/郭玉梅
我是音乐人的桥梁
陶晓清是苏州人，出生后不久就随着爸爸妈妈到了台湾。出于对母语学习的考虑，父母把她送到了一所国语实验学校念小学，而这为她后来的主持生涯做好了最初的准备。“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到了其他地方的中学，所有人都成为学校朗诵活动的代表，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国语基础。”
作为那个年代的孩子，陶晓清是幸福的。她的父母给她创造了一个宽松而美好的成长环境。“爸爸妈妈从小就称赞我的声音好听，”她的父母很爱好音乐、戏曲，没有事情的假日里，母亲在客厅里弹钢琴，陶晓清在旁边给妈妈伴唱，而父亲就负责欣赏。
“走到后来的这条路上，其实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顺利进入大学广播电视科学习的陶晓清，很快就去了学校的电台实习，而她的才华也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那时候我还有粉丝呢，记得还有男孩子写明信片来给我，更夸张的是，有一次播完节目，居然有个小男生到台门口来等我。”
学了英文后，母亲经常会让陶晓清唱西文歌，这让她逐渐喜欢上了西洋流行音乐，毕业之后，她很顺利地进入了电台主持西洋音乐节目。当时她所在的电台给她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台里有很多资料，还很支持我们买原版碟片。”凭借着电台的支持和自己的喜爱，陶晓清很快就成了当时同类节目里的大姐，她会经常把别的电台的主持人号召来，说我们一起来做个选题吧。在陶晓清的记忆里那段时间很好玩，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一直狂热喜爱西洋音乐，只是偶尔关注本土民谣的陶晓清，因一次偶然而被杨弦的一曲《乡愁》勾走了魂魄。她开始在节目里介绍民谣，第一次播放就选择了杨弦的演唱会实况。“最开始做的时候，有些担心，怕观众会骂，为什么西洋节目要播民谣。”
那时候的台湾，是个极度崇洋的年代，大学生都不听国语歌，大家都是弹着吉他，唱着西洋歌曲，感觉民谣那是工厂女工、家庭主妇这些人才听的，是低档次的东西。
听众的反应令怀着忐忑之心的陶晓清极度意外：“他们都喜欢的不得了。”
有听众写信来告诉陶晓清，说自己也写了些民谣风格的歌，还寄给她自己录的样带让她听。
很喜欢给自己找事情做的陶晓清，很快找来了自己在音乐圈里的朋友，让他们来听寄来的那些歌，然后选好的在节目里播。
本以为只是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没想到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大家互相转告，说有个园地可以发表新歌了，就不断有人再写新的歌来，就这样，事情做的越来越大。”没有多长时间，陶晓清就在自己的节目里介绍了一大批新鲜的歌手。到过年的时候，主管提出电台要做活动庆祝新春，就用自己已有的一个场地来做一台晚会。
陶晓清很兴奋，她搜索自己脑子里的那些人，那些自写自唱的新人，她邀请他们来表演，算是开始了自己举办的第一场演唱会。演出很成功，而对电台领导来说，取得了意外的商业效果和节目的收听率，他们乐得支持陶晓清。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让很多外面的演出单位也来邀请陶晓清和她的这些歌手。“事情越来越火了，后来还出了唱片，现在想来，我觉得自己算是无意中成为了桥梁吧。”
放下完美的自己
演唱会一场接一场地继续，陶晓清又有了新的想法。
歌手一个接一个地演唱、下台，单单这样是不是有些单调呢？
她觉得应该到了做些改变的时候，但她想不出要从何下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呢？
除了音乐，陶晓清同样很喜欢看表演，而她也认识了不少表演界的朋友。有一次，她跟一位导演朋友聊天，跟他说起自己遇到的困惑。
“我最近正想发展音乐剧，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歌手，大家来练习，尝试一下剧场的东西？”
就是这个了！
陶晓清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她回去告诉了那些歌手，大家一致同意了她的意见，开始学习舞台剧。
陶晓清又一次成为了一个组织者，他们借了一个小剧场的场地，每天跟着导演训练体能、表演方面的东西。导演向大家讲述什么才是戏剧表演，是很夸张的向外表演，还是真正从内心找自己的感受。
他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奇的东西——心理剧。
每次，选出一个人作为主角，讲述、表演自己当时内心的困惑或者遇到的状况，“让他看清楚自己的情况，知道自己原来是这样，思考自己可以怎样改变。”
心理剧排了一次又一次，陶晓清却从来都没有做过主角。“我当时是大姐，虽然有时候我也会有我的困难，但总觉得自己年长一些，当看到他们其他人的问题时，就会觉得那些问题比我的更需要解决，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当过主角。”
陶晓清为别人思考，却让导演看出了其中的不安，“他说，你总是旁观者是不行的，或许你应该考虑到外面，到陌生的环境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可能更能表达出自己，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
导演向陶晓清推荐了自己在加拿大读的心灵课程，于是她开始存钱存假期，隔了两年，她启程去了加拿大海文学院，学习了一个月的成长课程。
“从那时候起，我进入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
在加拿大上课的时候，有两天时间，课程的所有成员要轮流做盲人，一半人要戴上黑眼罩，体会用除了眼睛之外的其他感官来过日子，另一半人帮助对方，第二天转换角色。
从小就做姐姐的陶晓清，做助人者的时候觉得很熟悉，“因为我原来就很爱管闲事，所以觉得得心应手，但在那个过程里，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一直忽略掉了尊重他人的部分。”
那天，有个人过生日，送了些饼干来给大家吃，大家坐在一起，传递饼干，当饼干传到陶晓清那里的时候，她很自然地直接拿了饼干给帮助的那个人，在她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训练结束，大家一起开始分享过程中的体验的时候，对面有一个扮演明眼人的成员告诉陶晓清：“看到你那样做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开心。”
“为什么呢？”
“你让我想到了我的奶奶。她跟你一样，太照顾人，反而剥夺了我自己探索的乐趣。”
他举了吃饼干的事情做例子，陶晓清才意识到，就算眼睛看不见，我们还有其他的感官可以利用。可以用触觉去体会盘子是纸的、瓷的，还是金属的，去感觉饼干的大小，可以用嗅觉闻饼干是巧克力味、杏仁味，还是花生味。“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做决定，而不是我给他什么就吃什么。”
当时，陶晓清感觉自己好像犯错了，情绪有些小低落，但很快，她就明白，别人很诚实地给她的这个回馈，让她学会了反思，她有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开始懂得，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她可以先问他：你需要我帮你拿吗？她可以向他描述，饼干什么样子，有什么味道，然后让他选择要什么。
“以前觉得我照顾你，给你，那你就吃吧，那时候才懂得，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以前做电台主持人，我带着歌手去各处办演唱会的时候，也是用那样一个妈妈或者姐姐的角色来照顾他们，好像这是应该的，都是我该管的。有时候他们嫌我烦，我还不高兴，对你那么好，你还烦，后来想，他们都是大人了，根本不需要那样照顾他们，我可以先问他们一下，而不是一定要让他们怎样做。”
回到台北，陶晓清感觉整个天地都开阔了，原来生活中自己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态度来对待自己和别人，“放了自己一码，也放了别人一码。”
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们一生一直是在扮演一些角色。”对从前的陶晓清而言，这些角色的共性就是好。在家的时候，她要当个好孩子；弟弟妹妹出生，她要做个好姐姐，要照顾他们；在学校，要做个好学生；工作了，要做个好的工作伙伴;谈恋爱要做个好情人；结了婚要做个好太太；而当了妈妈，也自然要做个好妈妈。
“‘好’字，每个人的解释不同，而我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所以就是要尽力打点好所有的事情。那时候把自己看的太重要，觉得这个世界有了我会变得更好，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关心，去参与。有的时候这就成为了自己的一个负担，因为觉得那是一个义务，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从加拿大回来，陶晓清学会了选择，“有的时候，当我工作一天很累回到家，我会告诉孩子们，今天妈妈累了，我们到外面吃饭吧，而不用像从前那样强迫自己说，因为是好妈妈，就要每天在家里做饭。累了也可以跟老公撒撒娇，让他干家务，以前会有罪恶感，但后来就想，我们两个人都在外面工作赚钱，那家里的事情，也应该是互相分担的。”
陶晓清开始训练自己的孩子扫地，教他们用洗衣机，试着做蛋炒饭，让兄弟俩自己协调谁洗碗，谁倒垃圾。“后来他们长大了一些之后，同学讶异地发现，‘啊，你会自己钉扣子’，很有意思的事情。”
陶晓清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调整做一个平常人，做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和先生结婚快要40年了，他们曾经也吵过很凶的架，闹着要离婚，但一路风风雨雨，他们还是一起走过了39个年头，“现在老夫老妻牵手散步的日子，挺好。一起去看音乐会，看戏，偶尔一起去旅行。”周末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去附近的花市，买些花，或者只是买个小工具，买点肥料，“生活也就这样的吧。”
1975年的6月6日，陶晓清组织了台湾民谣的第一次演唱会，大家也把那一年，当作了台湾民谣的元年，到2005年时30年过去了，陶晓清想，自己还能为民谣做些什么呢？她感受到，民谣的词曲创作者，是民谣最珍贵的财富，于是，她又开始了自己的一个新节目，每周向大家介绍一个民谣创作者。到如今，她已经陆续介绍了两百多位创作者。
1993年的时候，陶晓清在儿子的提议下，发起了“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的评选活动，那成为了对那个时代台湾音乐的纪念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她又在谋划另外一件事情——做一本新的台湾民谣百张精选。“百张之后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又选出了新的百张，现在是在做书的阶段，想把两个百张合并起来编成一部比较大的书，希望年底可以出版，也希望有简体版。”
30多年前，陶晓清和老公搬进新买的房子，没有钱买家具的他们为了让房间不那么空，想了一个很奇特的方法——买回了很多榻榻米，铺满了整个客厅，又买了很多藤椅，放倒成为孩子的游戏玩具，拿起来又可以给客人坐。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陶晓清搬出大桌子就把客厅改成会议室，放一个矮桌子，就成了讨论室，有时候开座谈会，有时候做采访，自由、没有拘束，“仔细回想很多事情都是在我家的这个客厅发生的，如果说我真的为台湾民谣做了些什么，那就是在最初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空间，有比较开放的态度，让各式各样的意见在这里交流、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