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专版
文／王海玲
1986年，著名作家杨沫应花城出版社的邀请，住在珠海海霞新村的一个单位撰写她的《芳菲之歌》。我一是因为采访，二是因为花城出版社的编辑杨亚基先生也是我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的责编，他经常来看望杨沫老师，也经常邀我同行，基于这两个原因，在1986年，我和杨沫老师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的接触。
一见面，我就犯了一个小错误。当时的杨沫老师已经70多岁了，在我眼里，受我景仰的杨沫老师肤色白皙，脸庞如满月一般饱满，皱纹几乎不见，尤其是拥有一头乌黑的微微卷曲的头发，每当她微笑时，整个人便散发出一种祥和慈爱的光芒。寒暄之后，我由衷地赞美道，杨沫老师，您的头发真好呀，一根白发也没有，真是漂亮极了。
杨沫老师笑笑不语，热情地招呼她身边的一个康秘书为我们倒茶。后来，花城出版社的同志批评我说，以后你不要赞美杨沫老师的头发了，因为她的头发是假发。我一听，不免有些赧然：其实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连花城出版社的男同志都注意到了，反倒是我这个应该细心的女同志竟然没有注意到，以致一见面就犯了不该犯的错误。假如杨沫老师是个小心眼的人，没准会认真生气。但是没有，在以后的交往中，杨沫老师一直是那么和蔼和谦虚，一直视我们后辈为朋友。
在采访中，我问到了余永泽和人物原形的关系。杨沫老师很感慨地说：“这个人呀，我没想到文革时竟然为我说话，有人找他调查我的问题，他说，那时候杨沫是革命的，我是不革命的，杨沫革命我是拉她后腿的。”记得当时我一再问“余永泽”的情况，杨沫老师都笑笑不答，只告诉我他是在一个出版社做编辑。
1994年，杨沫老师和女儿徐然合著的《青蓝园》出版，我马上买了一本。我在杨沫老师所撰的“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中读到这样的字句：“我早已忘掉了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而且还扮演了一个颇为道德的角色。专案组有人告诉我，为调查我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他。调查的人以为他会恨我(因为思想不合，是我抛弃他的)，一定会说出我的什么‘反动’历史来。可是，调查的人失望了，他在本单位原已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又顶住了调查我的压力，他说了真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听到专案组的同志这样告诉我时，我对他肃然起敬了，千钧压力他顶住了。我默默地、激动地想：人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动物呵！美中有丑，丑中有美，恩中有怨，怨中有恩。但愿他美美地生活下去，他有学问，是会有成就地美美地生活下去的。”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才知道杨沫老师笔下“余永泽”的原形原来就是可敬可佩的国学大师、北大教授张中行老！也只有张老才担得起杨沫老师的那句“他有学问”。如今两位老人都已先后作古，他们是曾经倾心相爱的爱人，因为志向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都经受住了道德的、良心的洗礼。譬如张中行老在文革时面对专案组的陈词；以及之后杨沫老师将这一段写进带有自传性质的《青蓝园》。
张中行老因为是杨沫老师的前夫，又因为杨沫老师的《青春之歌》被人指认为“余永泽”，在那个年代，他各方面的境况都很差。在老鬼所著的《母亲杨沫》中，有这样的段落：“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话虽这么说，晚年的张中行曾对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矮化了，把我的缺点扩大了。”作为杨沫老师生命中的第一个恋人，他还是在“余永泽”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及往昔的生活……
有一次，我和杨沫老师一起坐花城出版社的面包车去广州，那时的交通没有如今顺畅，路上走了4个多小时。4个多小时里，我和杨沫老师谈得最多的是她的《青春之歌》。杨沫老师神采飞扬，非常认真地听我说。我谈到林道静的出场之美，她的穿着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心境，一下就将读者的心抓住了。谈到兴起，我还将书中的一段背了下来……然后谈到对卢嘉川、江华的描写。我说我读《青春之歌》的时候还在上小学，恰巧在报纸上见到一个领导人的名字叫“江华”，年纪什么的都相仿，我当时竟然傻到以为这个人就是书中描写的“江华”。此话一出，满车大笑。
聊得高兴，我也就忘记了尺度，竟然信口对杨沫老师表示，我不喜欢林道静在林县的那一段故事，我感觉这几章和全书似乎脱节，有一些游离之感。在我说此话时，花城出版社当时的小说编辑室廖主任从座位下踢了踢我的脚，我意识到了不妥，连忙住口。而杨沫老师依然满面微笑地看着我，鼓励道，说呀，小王你继续说。我说，我已经说完了。杨沫老师略微停顿一下说，那一段是后来听取意见时加上的，也许是我写得匆忙了……
我明白了，我说的这一段是原稿所没有的，是杨沫老师听取意见后为了使林道静身上革命的色彩浓郁于小资色彩而加上的。而杨沫老师在听取了我这个普通读者也许并不准确的意见后，并没有将责任诿与他人，而是谦虚地表示“也许是我写得匆忙了……”
我在老鬼所著的《母亲杨沫》中读到了张中行年轻时送给杨沫的一首诗：
阳春二三月，
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阁，
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
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去春还双燕子，
愿衔杨花入窝里。
诗中的“杨花”喻杨沫，那种深深的爱恋之情几乎要从这古典的诗句中喷薄而出。当年写下了如此诗句的张中行，后来在文革时又有面对专案组的那一番陈词。然而在杨沫去世后，杨沫的子女曾经邀请张中行老出席杨沫的追悼会，张老沉吟再三拒绝了，张老对人说，出席这样的活动，无非一为挂念，二为敬重，两者都没有，也就不去了(大意如此)。
因张老的未去，所以两人最终没有见最后一面。由此可见，两人之间的隔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据我所知，杨沫老师和张中行老虽然都居住在北京，但他们仅在上世纪50年代见过一次面。因为这一点，我对张中行老在文革中没有对杨沫落井下石尤为敬重，这件事体现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和正义心。
杨沫老师当年在珠海写作，条件并不是很好，主要是缺乏一个人料理家务。当时我家有一个还算伶俐的小保姆，平时喜欢看看书，花城出版社的同志提议我让出这个小保姆，让她照顾杨沫老师的日常起居，我同意了。花城的编辑对小保姆说，关键的是，你可以跟着老太太学习到很多东西。我家的那个小保姆哪里有这样的远见和牺牲精神？她拒绝了，并且在我们家也不安心带孩子，很快就投身于社会，到什么地方打工去了。此是后话，也是我一个小小的遗憾。
图：
十九岁的杨沫。
晚年的杨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