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尼日利亚记者 汪渝
 |
大量淘汰药物在非洲各国大行其道。图为受到淘汰药物伤害的非洲儿童
非洲人怕西医并不只是出于历史上的医学败类遗留的阴影，更多的是因为西方国家打着援助的幌子，向非洲人倾销淘汰药并进行人体试验。
日前，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刊发一篇题为《非洲为何惧怕西医》的文章，文中提到了非洲西医史上出现过的一些医学败类。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有：1995年在津巴布韦给两名婴儿注射致命剂量吗啡导致患者死亡的苏格兰麻醉学家理查德·麦高恩，涉嫌上世纪80至90年代期间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因错误治疗导致60人死亡的迈克尔·斯旺戈博士，以及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用黑人做试验品研制生化武器的“海岸计划”的原负责人沃特·巴松等。
文章中还提到，正是这些医学败类制造的事件，使得整个非洲弥漫着一种对西医治疗的恐惧和不信任。直到今天，当脊髓灰质炎在尼日利亚、乍得和布基纳法索流行时，很多当地人仍然拒绝接种疫苗，因为他们怀疑疫苗可能会感染艾滋病病毒。
但是，只要留意西方制药公司多年来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非洲人怕西医并不只是出于历史上个别医学败类遗留下来的阴影，而更多的是因为西方国家利用非洲国家在疾病控制、药品生产、卫生监管等方面的弱点，打着援助的幌子，对非洲人民作了许多有悖道德的事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倾销大批淘汰药和进行人体试验。
倾销大批淘汰药品
在很多非洲贫穷国家，大规模传染病屡见不鲜，而在当地投放的药品又主要依靠世界卫生组织(WHO)支持的统一采购计划或欧美各大药厂的捐助。由于在采购、销售、分发等各环节上均受制于人，对流入药品品种、质量进行监控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正是这种畸形的药品投放模式导致了淘汰药的大量倾销。针对非洲最流行、危害最大的疟疾，瑞士诺华、法国赛诺非两大药品供应商在取得相应药品的垄断经营权后，并未着力于推广特效新药复方青蒿素，却把更多营销力度投放在倾销其面临淘汰的老药氯喹和SP上。此外，大量在欧美已被淘汰多年，甚至已从药典上除名的抗生素类药物也在非洲各国大行其道。
拿孕妇测试抗艾滋病药
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非洲国家进行了很多项非人道的人体试验研究。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公布的调查资料表明，近年来，美国科学家在美国卫生机构的资助下，先后在坦桑尼亚、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了16项艾滋病药物非人道人体试验研究。其中，有9个项目是由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等政府机构资助的，临床试验的对象包括1.22万名亚非拉国家的孕妇。
试验的内容各种各样，从维生素A到缩短AZT(目前治疗艾滋病的标准药物)的疗程等等。每个项目都设有对照组，其中有15个项目的对照组给受害者服用的是无效对照剂。
另据乌干达报纸披露，从1997年开始，为了确定减少孕妇服用AZT的剂量是否会降低艾滋病母婴传染的概率，美国科学家在乌干达的10个村庄搞了长达两年半的人体试验。
在这些试验中，研究人员只为5个村庄的患者提供了抗生素，而另外5个村庄的患者则没有使用任何药物。由于受害者全是黑人，所以该项试验成了美国侵犯人权、实行种族歧视的典型事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不得不在2000年公开向受害者道歉。
除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2004年下半年，英国在南非、坦桑尼亚和喀麦隆等非洲5国，对两种抗艾滋病霜剂进行了大规模人体试验，参与人数达到1.2万人。
药物试验害死11名儿童
目前，在记者所在的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正在和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打一场官司。
1996年2月，为证明抗生素类新药“特洛芬”在治疗脑膜炎方面的疗效，辉瑞制药公司组织了一支医疗队来到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州。他们在当地找来了近200名感染了脑膜炎的孩子，把他们分成两组。给其中一组服用辉瑞公司生产的“特洛芬”，另一组服用一家德国公司生产的“头孢曲松”。结果在3周之后，近200名试验患儿中11人死亡，其余181名患儿全部落下残疾，有的失明，有的耳聋，有的甚至全身瘫痪。事后，辉瑞公司的医疗队迅速撤出，在尼日利亚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事后证实，辉瑞公司在尼日利亚试验新药的行为未经尼政府授权，且该公司准备试验的时间也很仓促，只有6个星期，而在美国，要准备此类试验至少需要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外，“特洛芬”也被证明存在致命的副作用，1999年被美国和欧洲列为了禁用药物。
当美国《华盛顿邮报》2006年披露了辉瑞公司的非法药物试验后，尼日利亚政府将辉瑞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70亿美元。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中。
非洲人惧怕西医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因为贫穷和疾病，迫切地需要药品和医疗的援助。然而接受援助也不是没有风险。很多当地受害者在对西方国家的“援助”感恩戴德的同时，却不知道他们获得的药品是在欧美已经淘汰的存货。
更令人愤慨的是，面前的那些“白衣天使”还会拿他们做活体实验。如此有悖基本人伦道德的行为仍然存在，这让非洲人民如何不对西医心存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