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杰
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他被授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今年8月，在他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60周年和90华诞的时候，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又将为他举办纪念活动，并授予他“敦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满头华发的老者，段文杰为自己钟爱的敦煌艺术研究事业倾注了整整60年的心血。在他和几代敦煌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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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杰熟悉敦煌的一切，时常梦见自己置身于三危山下的鸣沙山中，或莫高窟的大小洞窟里。
一头稀疏的短发，一双睿智而有神的眼睛，一脸淡定安详的笑容，90高龄的段文杰就这么走近我们。
坐在轮椅上的段文杰朝我们和善地笑着，因为健康的原因，记者主要和他的儿子、甘肃画院副院长段兼善交谈，老人不时会心地点头。
段文杰，1917年生于四川绵阳。1940年考入国立艺专国画系。毕业之后，几经波折，于1946年辗转到达敦煌，从此开始了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曾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现任名誉院长的他，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老一辈敦煌文物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和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敦煌学家，他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保护研究事业，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成就。
对段文杰来说，这60年为莫高窟壁画所做的临摹、保护和研究工作，都只是为了实现他在26岁那年立下的一个理想：我要把我的生命和一切都奉献给敦煌艺术。今天，他可以自豪地说：我做到了！
到敦煌去取“艺术之经”
1944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在重庆举办了一场画展——敦煌壁画临摹展，展出了他在莫高窟面壁两年零7个月临摹的大量精美壁画。画展轰动了山城，一时门庭若市，观者如云。
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26岁的学生段文杰，为了参观这个画展跑了二三十里路。展厅里两百多幅色彩斑斓的敦煌壁画摹本立即深深地吸引了他。回到学校后，“到敦煌去”的声音一直在他的脑海回响，就是这次画展，在他心里埋下了敦煌艺术的种子，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翌年，国立艺专毕业的段文杰遵循心中的宏愿，义无反顾地离开繁华的陪都重庆，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进发。
和段文杰同去的是他的3个同窗好友。一行4人，真与当年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模样有几分相似，只不过他们的目的是去取“艺术之经”。
一路颠簸，吃尽苦头，他们4人终于到达西北重镇兰州。刚到兰州他们就得知一个消息：敦煌艺术研究所已被当时的教育部撤销，那里的人都走光了。同来的同学听到这个情况，心都凉了，打消了继续西行的念头。但段文杰天生就是一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汉子，让他放弃仰慕已久的敦煌艺术是断无可能的。挥别同窗，段文杰的心弦反倒更加紧扣着敦煌不放了！
在兰州滞留期间，段文杰与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相识。常书鸿当时正急切等待研究所是续办还是停办的命令。他向常书鸿表达了立志去敦煌的决心。经过向达、夏鼐、傅斯年等学者和常书鸿的奔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在停办一年多之后得以恢复。待常书鸿从重庆领命回来，在兰州等待了近一年的段文杰，就与几个从四川征聘来的人一起直奔敦煌而去。
段文杰这一去，就跟家人离别长达10年。
1956年，段文杰首次回四川老家探亲时，儿子段兼善已经12岁了，而走之前他还在蹒跚学步、咿呀学语。
他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之最
到达敦煌后，段文杰完全被莫高窟那精美的壁画吸引住了，他一头扎进壁画临摹中，忘记了敦煌生活的艰辛。
莫高窟环境、气候之恶劣，工作条件之艰苦，一般人难以想象。夏天干热高温，冬天风卷黄沙，打得人睁不开眼睛。用的是土桌、土凳，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没有大米，少有蔬菜，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交通也极不便利。莫高窟就像沙漠中的荒岛，三五个月进不了敦煌城是常事。段文杰他们最初的好几年都住在由马厩改造成的简易房间里。和段文杰同来的人中，不久就有因为受不了恶劣的条件而离开的。此后不断有人来，又有人离开。
段文杰从来没有动过离开敦煌的念头，即使在“文革”中被开除公职，下放到敦煌农村锻炼的两年里也没想过。
段文杰在国立艺专时受到过良好的绘画教育，画坛名家吕风子、潘天寿、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等都曾是他的老师。他扎实过硬的绘画功底和丰富的学识，很快得到常书鸿的赏识，他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考古组代组长，负责壁画临摹和石窟编号等工作。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他的代表作之一《都督夫人礼佛图》，原画中人物表情及衣饰都模糊难辨，临摹难度极大。段文杰反复观察考证洞窟中的供养人图像，查阅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并进行了多次实验练习，经过4个月才完成了这幅巨型壁画的临摹。
段文杰的临摹方法与张大千不同。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本，随意性较大，带有个人创作的成分；段文杰敬仰张大千，但他主张临本应该忠实于原作。临摹跟翻译一样，都是一种再创作，要想在临摹作品中传达出古人的精神，并不比创作容易。他主张，临摹一要客观忠实地再现原作面貌；二要传神，即在精细的基础上突出原作总体神韵；三是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这些由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是敦煌壁画临摹的指导原则。
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他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
历时3年的莫高窟第285窟临摹，是段文杰主持的敦煌壁画临摹史上第一座整窟原大壁画现状临摹。1955年国庆节，敦煌壁画临品在北京故宫展出，以285窟原大临本模型、大量巨幅临本、精美的图案为三大亮点，引起轰动。预展那天，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亲临现场，他说：“这个窟临摹得与原窟一模一样，我去敦煌看过这个洞子。”
曾与段文杰共事近40年的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所长关友惠说：“段文杰从1946年开始就带领大家进行临摹，他制定的临摹方法一直是我们临摹敦煌壁画的指导原则，他个人在敦煌壁画临摹史上也创立了多个第一，他是我们敦煌壁画临摹工作当之无愧的领路人。”
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
在进行敦煌壁画临摹的同时，段文杰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从莫高窟壁画人物服饰开始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临摹壁画中，为复原一幅唐代壁画，查阅了百余种有关古代服饰的文献资料，通读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摘录了两千多张卡片，为他以后进行敦煌服饰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来，他写出了《敦煌服饰》这一重要学术专著，丰富了我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内容。解放后一直致力于历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还不辞路远专门拜访过段文杰，与他探讨敦煌壁画服饰研究的问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段文杰潜心敦煌艺术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撰写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了个人论文集，并编撰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近百万字。
对敦煌艺术的起源历来有“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观点。段文杰通过研究，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持一端，都失之偏颇。他认为敦煌艺术是在深厚的汉晋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艺术的营养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式的佛教艺术。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学界的重视和肯定，为后继研究者打开敦煌石窟艺术的奥秘提供了一把钥匙。
敦煌早期洞窟中出现的东王公、西王母，形象来源说法不一，段文杰认为这是道教思想与佛教融合的表现。他以西魏249窟为例，详细论述了这种早期佛教艺术中国化的特殊形式的来龙去脉。
段文杰在前人考古研究的基础上，以几十年临摹壁画的深切体会和对艺术规律的把握，对敦煌石窟的美学意义和历史价值进行了探索。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40余年的现任院长樊锦诗说：“段文杰从美术史和美学的角度探讨敦煌艺术的风格、技法等特色，以及敦煌艺术形成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并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敦煌艺术的时代发展脉络。凭借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他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
敦煌研究院——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1982年段文杰继常书鸿之后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段文杰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从1982年到1997年底，敦煌研究院平均每年的科研成果，相当于1980年以前近40年的总和。
敦煌是我国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莫高窟则是明珠中的瑰宝，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巨大宝库。为此，段文杰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六字工作方针，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危崖加固工程，修复了大面积的病害壁画和彩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莫高窟设置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气象站和其他的环境检测仪器，对窟区大环境和洞窟内微环境进行监测记录。
在段文杰的倡导下，学术期刊《敦煌研究》于1983年正式创刊。该刊在国内赢得了“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等多种荣誉，是国内外敦煌学学者的必备参考。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段文杰深知人才对敦煌学事
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他的主持下，敦煌研究院制定了充实研究队伍、招揽人才的计划。除了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人才招聘启事，引进业务骨干外，每年还不断从大专院校招收毕业生，保证了敦煌学事业后继有人。段文杰还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在他任内先后有近60人次赴国外深造。
1994年，中国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仅1995年和1996年两年时间，段文杰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募集资金近500万元。
段文杰多次呼吁，希望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能及早回归故里。1997年5月，日本青山庆示把其父生前用重金购得的8件敦煌文物，亲自送到敦煌研究院。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在敦煌研究院参观后动情地说：“看来，敦煌研究院，是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敦煌学回归故里
1900年6月，莫高窟的守窟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南区北段洞窟中的一间密室墙壁上有裂隙，敲之有空洞之声，随即打开，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他打开了一个沉睡了几百年的艺术宝库，同时也打开了一扇莫高窟文物流失之门。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提走经卷文献写本24箱，绢纸绘画品5箱，唐人绘画和织绣绘画50箱，盗运国外；1914年，他第2次到敦煌，又盗走500多本写经。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莫高窟挑选了大批写本精华和斯坦因遗漏的绢纸绘画及丝织品。此后，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美国的华尔纳，又先后从莫高窟盗走大量珍贵文物。
外国学者根据从莫高窟流失的文物，开始对敦煌艺术进行研究。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国家已经有十几个。
我国学者陈寅恪最早提出“敦煌学”这一概念。国外敦煌学的持续升温和国内敦煌学的鲜有人问津，形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说法。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和专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文革”中敦煌学研究全面停止，所幸敦煌石窟没有遭受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敦煌学和世界敦煌学一道，迎来了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从1982年起，段文杰不顾年迈，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敦煌学研究开拓了道路。从1983年到1994年，段文杰先后倡导并主持了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第一届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座谈会、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几次具有重要影响的会议。
1994年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有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如果说前几次敦煌学研讨会是将敦煌学研究引回故里，那么这一次则呈现出敦煌学研究在回归中走向世界的发展态势。中国的敦煌学者在研究中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展示了中国敦煌学繁荣兴盛的良好局面。
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辞典》于1998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由季羡林担任主编、段文杰等任副主编，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易其稿而成。共收词6900余条、黑白图片600余幅、彩色图片100余幅，涵盖敦煌学的所有方面，是国内外敦煌学家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在全国敦煌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最早和段文杰一道进入敦煌工作的史苇湘说：“我觉得段文杰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一反以前的研究方法，把事业从宏观上组织起来，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不断发表出版，使中国敦煌学确立了国际地位，改变了以往的落后形象。”
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誉，段文杰谦虚地说：“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这是中国敦煌学者共同努力的成绩，但是敦煌学是国际的学问，欢迎各国学者进行研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如今已是耄耋老者的段文杰说，敦煌莫高窟是他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地方，敦煌的一切他是那么熟悉，以致在入眠后，也不时梦见自己置身于三危山下的鸣沙山中、或者莫高窟的大小洞窟里。
敦煌莫高窟，是他的大梦，是他的梦想栖身的地方。(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