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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被称为“中国媒体的良心”
■他深度挖掘而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的“负面新闻”不计其数
“为了69个矿工的生命”，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最近的一期节目，8月12日播出，片中的出镜记者不是人们所熟知的柴静、杨春，而是一个略显矮小的敦实汉子。这张“陌生”的面孔不是别人，正是该栏目的“大当家”——制片人张洁。作为中国唯一真正的深度调查性电视栏目，每期片长达45分钟的《新闻调查》被业内和国外同行称为“中国媒体的良心”，11年来，经其深度挖掘而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的“负面新闻”不计其数。
“在转型期的中国做一名调查记者，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将竭尽所能，不辱使命！”张洁如是说。
“取这个名字，父母希望我是一个纯洁的人。”
——名字像个女人的张洁表面很温柔，与其职业定位似乎不太相称，但与他相对而坐侃侃而谈，能让人感到被一张由个性的语言和锐利的思想交织而成的网罩住。
一个纯洁的人，一个男人
张洁亲自操作着播放器，一段一段地审着这趟河南三门峡之行拍回来的带子，目光炯炯，不时陷入深思。
“柴静和古兵都走不开，杨春去埃及常驻了，郭宇宽又回去做杂志了，没有出镜记者，只有我顶一下。”张洁中断工作，疲倦地抬起头来，憨厚地笑笑，非常客气地与我握手，亲自倒茶，又拿出《新闻调查》栏目出的两本书递过来：“抱歉，你先看看吧，我得抓紧时间。”
应该抱歉的是我。前两天晚上，这次透水事故的采访刚刚结束，张洁带着采访小组的同事们回到台里就开始了争分夺秒的后期制作，他说：“这次事故的施救措施非常到位，经过76小时的奋战，69名矿工无一伤亡，堪称奇迹。这是上面特意安排要宣传的题材，但即便不安排，这事我们自己也会去做的。”
编导的效率很高，不一会儿就冲进制片人办公室高兴地说：“这期节目的广告片编好了，张洁你来看看！”张洁也抑制不住兴奋，带着我一起来到编导的办公室。近两分钟的广告片（记者注：即节目正文前介绍性的片头）紧凑而又扣人心弦。“很好，送审！”张洁拍着大腿表态。
同事对他都是直呼其名，随便，自然。作为《新闻调查》的忠实观众，我对央视的这档“揭黑”性节目的“大当家”的初次印象阳光而亲切；作为一名前行的同行，他给我的印象则是谦逊而又内敛。
“我家有兄弟三个，名字的用意分别是光明、磊落、纯洁，大哥是3个‘光’，叫张焱；二哥是3块石头，张磊，轮到我嘛，就只有用‘洁’这个字了。”张洁完全不像做节目出境时的沉重，“他俩都是男的，我——当然也是一个大男人，虽然名字像女人。”
“我才知道，原来央视的大门竟也是敞开的，只要你是人才。”
——1993年中秋，张洁成为央视《东方时空》的一员，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自己在那年的中秋晚会上热血沸腾的兴奋。
“身手不错，跟我们干吧”
1985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张洁进入云南电视台，主攻专题片和纪录片，做编导，并兼职做摄影。一干七八年，锋芒毕露，但在这个平台上，他觉得已没有发展的空间了，他想去北京广播学院读研究生。揣着几年来攒下的五千块就毅然从昆明出走，但到了北京他才发现，学费已经涨到七千多了。
读研没戏，那就找工作吧。那一年，我国首次申奥。5月1日，云南的一名残疾人骑自行车从昆明的金碧广场出发，开始其“走遍中华争奥运”的骑游活动，张洁带着两部摄像机随行，干总编导兼总摄像的活儿。8月，这个队伍开拔到北京时，《东方之子》采访骑游主角，正巧缺个摄像，就让张洁临时充当央视摄像记者。
拍好的片子，得到了当时《实话实说》制片人兼总导演乔艳琳的赞赏，她对张洁说：“我看你身手不错，跟我们一块儿干吧。”
张洁很快见到了《东方时空》总制片人时间，那天是1993年9月26日，刚好是中秋。当晚，张洁留下来参加晚会，白岩松主持时说到一句话，说《东方时空》的节目之所以做得那么好，能够那么火爆，是由于这里聚集了一群全国各地的高智商打工仔。
国庆过后，张洁的第一趟是跟白岩松出去。一路上，张洁跟摄像师江兵住一起，江下了一个断言，说张洁将成为《东方时空》最优秀的编导。结果这个预言很快便被证实了：时间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白岩松也很激动，说张洁第一次出手就非常好。
毋庸置疑，《东方时空》三年的历练，让张洁的新闻操作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
“新闻的力量，特别是真实新闻的力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新闻调查》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平台，我要利用我的智慧，来促进中国的法制、民主、自由等等一些东西。这个诉求非常强烈。”
——1996年，张洁怀着这个理想进了新栏目《新闻调查》，一出手就做了一期影响巨大的《西古县村纪事》。
《新闻调查》，出手不凡
1996年，央视新闻评论部要创办一个大型的栏目，当时被称为大片组。“新闻大片”是什么？当时大家脑子里都没这个概念，张洁就向首任制片人张步兵毛遂自荐，进了草创期间的《新闻调查》，并直接参与了栏目架构的设计。选择是痛苦的。张洁认为整个中国的电视改革是从《东方时空》开始的，自己新闻观的革命同样肇始于此。但告别是为了新的开始。
“我们为拍《西古县村纪事》，前前后后去了一个村子五六趟，呆了很长的时间，投入非常大。”张洁回忆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说起来很简单：一个农民要求民主选举，撤换腐败村长，为此，还从城里请来律师，“闹出了很多事”。在1996年，这属于典型的“敏感题材”。但大家都拍得非常动情，竟拍了80多盘带子，把当时张洁住的小小的宿舍都铺满了，制片人把编辑机搬到他的宿舍，编了80多天。
但这期节目被台里毙了，因为涉及到一些农村很尖锐的矛盾。尽管没能播出，但这期记录民主与法制进程的节目至今还被奉为经典，并在所有《新闻调查》的介绍资料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
在张洁看来，这也算是法制进程中的一点代价：“当初的处理是不太成熟。当时太年轻，一心想为农民请命。”
“我非常不愿意用舆论监督这个词，我认为这个词太古了，调查报道是我们纯粹的解释，一个调查栏目肯定要以做调查报道为最高境界。”
——2003年3月，张洁成为《新闻调查》的第四任制片人，他一上任就对《新闻调查》7年多来的思路作了一些调整和改革。
“舆论监督，太古了”
1999年之前，张洁的调查记者生涯坎坷多磨，3个他呕心沥血的节目被枪毙，还多次受伤，住了3次院。
“从那年开始，我就凤凰涅槃了，顺了，不住院了，片子也不再被毙了。”回忆起自己所走过的历程，张洁充满感慨，他得到公认的真正堪称精品的调查性报道之一，是2003年的《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为什么说这个节目是真正的精品？首先，它是在做调查。我们《新闻调查》晃悠了7年，但真正做调查的，有调查空间的，有调查结果的，却是屈指可数。而《透视运城渗灌工程》是第一次很纯粹的调查。我们通过我们的调查，揭开了假象。”
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张洁开始担任《新闻调查》的第四任制片人。身份的转变让张洁觉得“挺痛苦”。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创作型的，一年能有几部作品出来，对自己就有个交代了。但做制片人不一样，必须用你的业务能力、认知标准，还要结合政策和政治上的许多因素，引领整个栏目往前走，然后要研究分析每个人，要看清楚每个人的长处和弱势，要用特别完善的团队文化引领大家，朝着既定的目标往前走。
一上任，张洁就对《新闻调查》7年多来的思路作了一些调整和改革，他说：“我非常不愿意用舆论监督这个词，调查报道是我们纯粹的解释，调查这种东西也最能够显示记者独立思考，没有现成的档案，只能依靠自己，把独立精神作为媒介必须具备的一种高级追求的话，在调查里是最能体验这种追求的。”
“没有他们，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新闻调查》。”张洁说，他对自己的同事要求非常高，尽管如此，还是不得不承认，《新闻调查》人都是极品中的极品，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他们那种职业精神，义无反顾的东西都特别让人感动。
“新闻监督考验的是整个社会的承受力”
人物档案
张洁，男，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于昆明，现定居北京。1984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1985年在云南投身电视业；1993年加盟央视《东方时空》；1996年供职《新闻调查》。其编导的主要节目有《西古县村纪事》、《公开选拔副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上下集）》等；2000年11月起担任《新闻调查》副制片人；2003年3月起担任《新闻调查》制片人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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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财富和权力保持距离
新报：我听说你是一个最爱跟自己过不去的人？
张洁：我的敌人就是我自己。这是我最崇尚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阻碍你进步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的惯性思维，你的局限，你所已经认知和掌握的东西。比如说你不注重声画结构，这是你的毛病，你该克服这个毛病。难道不是吗？
新报：我想知道《新闻调查》确定题材的最大的原则是什么？
张洁：最大的原则是道德，确定题材最主要的是道德的选择！或许你觉得是市场的选择，是栏目自身要求的选择，但我跟你说这是电视栏目道德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必须跟财富和权力保持距离，才能做好一个调查记者，才能做好一档调查节目。一般人能做到吗？做不到，它需要用信仰来维系，这个信仰从何而来？靠人格，靠道德的力量。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新闻调查》的用人原则：光有才绝对不行，必须德才兼备。所以我所希望的就是一个有责任感、与人为善的人，不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起码私心不要太重。
新报：你说要跟财富和权力保持距离，这确实是一名好记者尤其是一名优秀调查记者所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但在现实中，这多不容易啊。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洁：首先是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是强大的物质基础、足够的时间容量、一流的人才储备、坚定清晰的努力，这5大条件缺一不可。就电视媒体的调查记者而言，首先当然必须具备超乎寻常的采访水平和调查手段，我们常规的调查手段就是采访，就是人证。你能不能凭你的提问、你的姿态和形体语言让对方说话，这个很重要。另外，主持人毕竟是一个载体，主持人有“秀”的成分，所以，我们也要对主持人的形体服装造型进行打造和包装，这个媒体证明是很有效的。但除常规调查手段之外，我认为更多的是公共关系，所以公共关系的能力需要培养，与人交际的艺术需要培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有条件就应该学一些刑侦学和侦缉学的东西，以便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与狼共舞”时，能做得更有把握，也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媒体职责是启蒙与监督
新报：嗯，关于调查记者的问题，我尤其想和你探讨的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做深度新闻的记者，为什么总是最受苦最受累，而又处境尴尬？
张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代中国根本还没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体制，目前，我们仅仅还停留在最粗浅的媒介监督上，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等各方面都还没有跟上，这就使得媒介的监督无法形成一个合力和体系，从而无法实现监督的目的。监督所考验的，是整个社会的承受力，而不只是某个阶层单独的承受力。
新报：那么，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无法跟上的原因又是什么？
张洁：时代局限，这是必然的。许多问题的监督，是不允许我们去做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非要去踩那些雷区呢？其实，在允许的领域内，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
新报：你所说的时代局限，应该也包括民众的因素？
张洁：当然，时代局限，必然直接投影在民众的法律和人文意识中。比如反腐问题，我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讲课时跟学生们说，如果你们班某个同学的爹是某个海滨城市市长，让你们免费去度假，谁会跳出来义正词严地抵制，说这是权力腐败？换作是我，我也很难义正词严。而媒体绝不仅仅只是监督而已，还有启蒙民智，应该是启蒙与监督并重。
新报：但如今真正能肩负起这两项职责的记者和媒体何其稀少！我想，在这个连假新闻都无法杜绝的媒体时代，这难啊！对于轰动全国的“纸馅包子事件”，你怎么看待？
张洁：绝非偶然，这是媒体一味追逐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具体到这事上，就是追逐收视率的结果。媒体当然也需要利益，但必须把握在一个合适的尺度内，作为社会公器，媒体更多的是为了全社会的公众利益而存在。
新报：《新闻调查》的收视率如何？
张洁：我们的收视率肯定不可能特别高，这受许多因素影响，首先当然还是这种调查性新闻自身的特点，它是有深度的，而且多数时候是揭露性的；其次，我们每一期的选题是否精当，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属于当前或某一个时期内民众所面临的，而且同时也是党和政府想要着力解决的方面。另外，节目的时段在深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视。2003年栏目改制后，我们在台里十大优秀栏目中达到了排名第八，很不容易。我们的专家评价指数是第一，专家评价是最高的，新浪的观众调查中，我们排名第二，第一是《艺术人生》，我们一度领先成为第一，很难得。
首席记者 温星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