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 本刊记者 周宇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星之火迅速在中国大地形成燎原之势。从此，中国农民走上了温饱之路。
近30年后的今天，一场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涵盖我国百分之七十国土的山林拉开序幕。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如果说当年小岗村的改革是一次石破天惊、自下而上的群众创造，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一次水到渠成、自上而下的政府变革。
这次改革，是生产资料从耕地向山地的扩展，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找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生产要素引向山区、引向林业，使“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利、利有其责”，为林业发展、林农增收提供可靠保证。
这次改革，唤醒了沉睡的山林，必将使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近日，本刊记者三路出击，分别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最前沿江西、福建、辽宁、浙江等地进行深入采访，力争为广大读者奉献林改一线细致、深入、全面、鲜活的报道，使读者能够从我们的报道中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2007年4月20日下午，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路，驱车一个多小时，温家宝总理来到了江西省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宁静的小山村因为总理的到来异常热闹起来。
夕阳西下，暮色降临。在村口的空地上，村民们坐在长条板凳上，亲热地把总理围在中间。几米开外，三十多株上百年的红豆杉巍然屹立，放眼望去青山翠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村里有哪些新变化？”温家宝拉着村支部书记余锦冰的手问道。
余锦冰回答说：“我们村都实行林权制度改革了。2004年底开始，动手比较早。最大的变化是‘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温家宝高兴地说：“这三句话说得好！一定要写到报纸上。这是最高概括。关键在‘人定心’，‘人定心’才知道爱护林子、发展林业。”
村民们连连点头：“人心定，我们林农吃了一颗定心丸。”
林改春风 唤醒沉睡的山林
武宁县素有“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是江西省重点林业县。长水村位于武宁的山区深处，总体格局是山多田少，人均拥有耕地仅有7分，而人均拥有山场面积近70亩。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村的绝大部分集体山林以自留山和责任山的方式分山到户，虽然在名义上落实了经营责任主体，但实际上由于林木处置权和收益权没有落实到位，大部分山林仍由集体处置。集体山林归属不清、权责不明、利益分配不合理、林农负担过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林业的发展。
当年，在长水村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我山不能我种，我种不能我砍，我砍不能我卖，我卖不能我得”、“砍一根毛竹得一双筷子，卖一方木头得一条凳子”、 “屋上盖的是杉树皮，床上垫的是禾秆堆，身上穿的是粗布衣”、“山是集体的，树是干部的”。由于集体山林产权不明晰，政策不稳定，自己的山没有砍伐权，农民只能守着金山挨饿。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江西、福建等省在全国率先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场涵盖我国百分之七十国土的重大改革由此拉开序幕。
2004年9月，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春风吹到了长水村。
“两坚持”、“两尊重”是这场林改的原则——坚持权益平等，通过均股、均山、均利等形式使每个村民平等享有集体山林权益;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尊重历史，保持自留山稳定不变，已分到户的责任山稳定不变，落实林改前荒山“谁造谁有”政策不变;尊重群众意愿，林农自主选择产权明晰的形式，使广大林农真正成为改革的主体。
长水村全村1920人，仅有耕地面积1380亩，却有山林面积12.4万亩。通过这次林改全村除12000亩风景林外山场全部分山到户。林改中，实行了“两取消，两调整，一规范”的政策：即取消木竹农业特产税，取消市、县、乡、村所有木竹收费项目，调整育林基金平均计费价格，调整集体林育林基金分成比例，规范增值税、所得税征收范围。这样，林产带来的效益就能直接回到林农口袋里。这个以林为生的山村，一下子焕发了勃勃生机。
长水村四组村民张绪红记得，为了弄清山林权属和各农户的山场界址，村组干部们跑遍了长水的每一座山头每一道弯，常常是白天在山野踏界，晚上在灯下填表。
长水村三组村民组长卢世焱记得，当他拿到林权证时，开心地笑着对儿子说：“这可是本名副其实的绿色存折啊。”
长水村七组村民黄芸流着眼泪说：“林改好呀！我们再也不用为卖一根木头偷偷摸摸了，我们现在看着自己的山心里既踏实又高兴。”
长水村党支部书记余锦冰说：“现在农民对于自己的林地都特别上心。管林、护林、造林、育林的事，不用催促都抓得很紧。为了防止森林火灾，清明节上山祭奠，都要提着水桶。”
林改前，村民没有造林积极性，每次政府组织造林都生怕树苗分多了，干部在现场时，林农就磨洋工，干部一离开，马上把树苗藏起来，有的甚至把树苗烧掉。林改后，林站发下来的树苗大家争着要，只要是空地，林农都要把它栽上树木，有些村民甚至自己花钱购买苗木进行栽植。从2005年至2007年，先后有100多个林农自发上山造林，栽种树木和毛竹2000多亩，五组村民卢治林一家造林就有50多亩。
山还是那块山，树还是那些树，可林农现在对它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倾注了深情，荒山植树、次林改造，成为林农的自觉行动。林改前后的两重天，充分表明了林权制度改革深入人心，真正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作用。
调处纠纷 林改演奏和谐乐章
林改前，武宁县经历了乡村林场造林、灭荒造林、山上再造、跨世纪绿色工程和林业重点工程等几个阶段，加上库区移民多次搬迁，出现许多插花山，林地的权属情况相当复杂，长水村也不例外。随着上山勘界、张榜公示等林改环节的推进，长水村大量山林纠纷暴露出来。
余锦冰说：“林权制度改革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林农的关怀，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干得好，我们有功，干不好，我们有罪。”
话好说，但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山林纠纷是利益之争，只有找到双方都能认同的方案才能最终化解。由于这些纠纷都是长久累积下来的，有的是村与村之间的，有的是组与组之间的，还有家庭内部的，如果调处不好，分山到户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最初纠纷各方都只是观望。为了做好调处工作，余锦冰以牺牲自身利益解开了第一个纠纷。他为了调处本组与四组、五组的山场纠纷，无私地拿出自己名下的40多亩山场让给对方，使多年无法解决的矛盾化于无形。
根据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林改政策，有纠纷的山林暂不纳入林改，等纠纷调处好了才能林改。山林纠纷调处能手卢世炎说：“与其为一点地界纠缠不休，不如早日解决纠纷永享‘绿色银行’的好处。”
卢世炎所在的三组有与外乡5起、外村3起、外组3起山林纠纷，共计达11宗，涉及1000多亩山林，在解决这些纠纷时他总结出“重证据、摆事实、互调换、讲感情”的经验。三组林改理事会发动群众，约请户主促膝谈心，既尊重历史又尊重事实，讲一点感情作一点让步，对管理不方便的山场进行调换。通过这些群众自己的“土办法”，最后将这些因插花山、界址不清等引起的、时间久，用行政、法律手段很难调处的山林纠纷一一化解。
在调处山林纠纷的过程中，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各村民小组理事会发挥重要作用。四组与三组有100亩的山林纠纷，双方互不相让，眼看就要发生械斗。紧急关头，镇林改领导小组组长、党委书记卢贻梁和村支书余锦冰冒着倾盆大雨赶到，耐心做双方工作，终于妥善解决纠纷。
张绪红激动地对记者说：“2005年4月的一天，余锦冰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冒雨骑着摩托车去小组看山场，一不小心，摩托车在泥地上滑倒，他连人带车掉进了几米深的港沟，当人们把他背上来时，他浑身是血，在场所有人都吓坏了。村民们说，看到村干部为林改这样拼命，我们那点纠纷也就不算什么了。”
“如此复杂的改革，长水村广大林农不但没有出现一起上访，而且自我调解纠纷，解决许多多年连司法部门也无法解决的积怨，这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在改革中坚持还权于民，让利于民。说到底，这场改革以人为本，得到林农的衷心拥护！”挂点武宁县的江西省林业厅纪检组长李正生说。
林改期间，长水村共调处各类山林权属纠纷98起，涉及山林面积3749亩。山林纠纷的调处为确权发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增进了村民之间的情感，保证了林改的顺利推进。
林权证 让林农吃下定心丸
长水村的村民都知道一句话，那就是“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明晰了林业产权，等于让林农吃下了定心丸。
“武宁林改着力做好明晰产权工作，给林农发放铁证。在输机发证环节，实行县、乡、村三级审核，严格把关，力争为广大林农送上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林权铁证。”武宁县委书记董金寿告诉记者。
今年4月，长水村六组发生这样一件新鲜事。村民卢咸生、何远光、余静春等人不但放弃了上面下达给自己的木材采伐指标，还联名提出建议，要求政府以后少下达木材采伐指标。
山成了自己的山，树成为自己的树，分到的山林就是自家的“绿色银行”，需要细心地管护，合理地开发。现在，竹山比较多的小组已经基本不砍伐木材了，多取竹少伐木已成为长水村普遍的共识。这同原来的“有指标争着砍，没指标偷着砍”简直是天壤之别。
长水村三组的村民张友斌，因为家里人口多，分到了1000多亩山林，其中有600多亩杉木、杂木林。至今，老张没有上山砍一根木头，甚至村里给他的砍伐指标也退还了。“都是长了三四百年的树木，舍不得砍呀！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别人也拿不走！”抚摸着手中的林权证，老张对我们说：“承包经营权，50年不变，受国家法律保护。温总理说了，50年过后再延长承包期，就是永久不变！”
税费减免、放活经营让林农们迅速致富了！林改前，卖一方杉木，林农要交“两金”115元，“两税”31元，向乡村交各种管理费、资源费25元。同时，林业部门的“独家经营”又赚取了林农的销售差价135元，交完各项税费，林农只得到180元，再扣除劳动力等成本，林农的收入所剩无几。而林改后，林农销售一立方杉木，比以前分别增收350元；销售一根标准毛竹，收入12元，比以前增收7元。
长水村一组组长但召阳家住长水村最偏僻的深山里，记者驱车半个多小时，来到但召阳所在的杨坑。这里溪水潺潺、山林青翠，让人如同置身世外桃源。但召阳告诉记者，他有5个孩子，有3个孩子学习都非常好，过去由于没有钱，大女儿只读到中专，大儿子也只读到初中。“如果有钱，我怎么也要供孩子把书读下去。”曾做过11年乡村教师的但召阳无奈地说。
但召阳一家7口人，林改后分得1000多亩山场，由于税费减免，但家的收入成倍地增长，不仅还清了林改前的3万多元债务，还送小儿子上了大学。林改后，但召阳除了山林的收入，还制板笋、养蜂。他告诉记者，林改后，林子密了，山上花多了，他养的蜂越来越多，现在他家有100箱蜂，光养蜂收入一年就有一万余元。每年山上的板笋收入也可达2万元。最近，正在河北科技师院读书的儿子打来电话想继续考研，但召阳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开心地告诉记者，现在日子好过了，儿子就是要读博士他也不会皱眉头。
余锦冰说，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推进，这两年，长水村悄然形成了一股“回乡潮”。 以前外迁、办了“农转非”的农民，看到家乡的变化，也纷纷要求回迁。2004年林改后，全村共有12名村民征得村组和群众同意，办理了“非转农”，重新迁回了长水村。
长水村四组村民卢军过去在广州做服装设计，月收入1000多元。长期在外打工，让卢军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浓。听到林改的消息，他立即回家，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辆车，跑起了运输。卢军告诉记者，如今他的小日子过得特别舒心，自己正准备翻盖过去的旧房子。
“孤儿”卢位宝告别了在南昌摆地摊、打零工的苦日子，回家当起了320亩山林的林场主。去年仅靠销售木竹和板笋，收入就达7万元。他把家里的老房子翻修一新，还清了欠款，还买了一辆“长安之星”，成为山村的“有车一族”。
打工十年的卢辉回来了。他把自己在外闯荡多年的全部积蓄投到了山场上，去年又远赴浙江请来毛竹低产改造技术工人，投入5万元改造自家毛竹林。在他的带动下，毛竹低产改造在长水村蔚然成风。
孙隆泰是长水村的乡村医生，过去因为村民看病欠款太多，以致他离开了长水村，把家搬到了九江市。现在，孙隆泰已经向村里提交了申请，要求把自己在九江的城市户口重新迁回长水村。指着不远处郁郁葱葱的山林，孙隆泰有些兴奋，他说重新回来当农民，要好好经营自己的100多亩林地，它是家里幸福生活的保障。
林改后，山林从“集体的”变成了“自己的”。农民吃了定心丸，对林业也舍得投入了，对山林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第三村民小组的31户农民共同投入40多万元，修了20多公里林区公路，家家户户把路修到了自己的山场，不但降低了运输成本，还起到了防火隔离带的作用。
深化改革 让资源变成资本
明晰产权是林改的第一步。但是分完了山，发完了证并不是万事大吉了。接下来怎样引导林农提高对林业科技的认识，保证林农手里有发展的本钱，如何建立林业发展、林农增收、生态改善的长效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都凸显出来。
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说：“江西省从林改一开始就实行了乡村财政转移支付，要坚持不懈推行，要在还山育林的同时真正还利于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我们省将进一步加大对林业重点县的产业支持力度。”
江西省林业厅厅长刘礼祖认为，要不失时机地推出配套改革措施，充分释放改革效能。要建立健全林权要素市场，为林农提供办证、贷款、资产评估等各项服务。不一定就是砍木头就能变钱，不要砍木头也可以变钱。如果林权证能够像房产证一样拿着可以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整个资本就活了。
在武宁县林业产权交易中心记者目睹了一宗林地林木流转的公开拍卖过程。拍卖标的是武宁县新宁镇烟溪村二组村民成家旺所属的56亩山林15年的经营权。产权交易中心拍卖现场人头涌动，每一个手拿号牌的买家都仿佛志在必得。在江西省华瑞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师的主持下，各位买家一次次举牌，使这块起拍价22400元的林地最终以41000元成交。
竞拍成功的江西艺邦木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购买这块林地是要作为公司基地，以使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够不受资源的限制。
长水村七组的朱忠仁、黄芸夫妇是最支持林改的，当年朱忠仁是林改小组成员，妻子黄芸为了让丈夫安心林改，不仅把家里的活都包了，还每天晚上陪丈夫填表，为丈夫做夜宵，成为村里有名的林改夫妇。他们手拿林权证向记者说：“如今有了林业产权交易中心，我们农民手上的林权证就像你们城里人的房产证一样了。”
原来朱忠仁、黄芸夫妇的一双儿女在江苏昆山办了一个商标厂，由于企业刚刚起步，资金周转困难，所以他们夫妇便筹划着用林权证进行抵押贷款帮孩子一把。黄芸告诉记者，他们的林地经过评估价值近50万，按规定可以贷到20多万元，那时孩子们的商标厂就能度过资金的难关了。
江西省林业厅林政处处长严成说：“林业产权交易中心是林改的配套改革，它以林农为主体，林农可以在这里依法将拥有的林木所有权进行转让、买卖和变现，并可用林权证申请办理抵押贷款，使资源变资本，盘活整个山林。林地就像林农手中的‘支票’、‘股票’一样，自己做主、自由流转、自由交易，促进了林地向大户集中，走上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之路。”
长水村党支部副书记、木竹销售服务协会会长钱阳术告诉记者，林改后，曾有一些竹木贩子利用林农市场信息不灵通的机会，故意压低价格，使林农受损。2005年4月，在广大林农的要求下，长水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木竹销售服务协会。协会成立后及时向林农发布市场信息，根据行情制定竹木收购最低保护价。同时，针对各家各户采伐指标不多、运销成本过高的现象，协会还组织木竹收购和销售，把以前的分散经营变为集中经营。
长水村的张绪红是四组的能人，过去在外地做木材生意认识了不少木材客商，看到村里成立了木竹销售服务协会，就主动把自己的客户都介绍给了协会，让村里的乡亲能够在竹木销售中得到更多的利润。
当记者问他，自己的客户给了协会，那自己的生计将来如何安排时，张绪红胸有成竹地说：“林改后，我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我们正筹划着与外部的企业进行联合旅游开发，到时我们用山林入股，然后到自己的企业中工作，那时再也不会被别人叫做打工仔了。”
张绪红的家坐落在长水村的中部，这里周围山林滴翠，溪流欢舞，自然风光和生态都非常好，如果开发旅游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张绪红带记者来到河边，向记者讲述自己心中的理想：“等旅游开发进入实施阶段后，我们会组织一些施工队配合旅游区进行建设；旅游区建好后，我们还可以到旅游公司工作、自主搞一些农家乐，那时我们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
林改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使山更绿、水更清、农民更富、环境更好。记者站在长水村的山头，看峰峦秀耸、林木参天，同时分享着村民因林改收益带来的喜悦。
在长水村党支部书记余锦冰的家里，余锦冰的妻子告诉记者，自从余锦冰做了支书以后就很少帮家里干活了。他每天总是很早就出门，很晚才回家，为了村里的事耽误了家里的活计。每年春节，他总是挨家挨户去拜年，感谢大家的支持，问一问大家还有什么困难，从上任开始从没有间断过。为此，这位有近20年农村工作经验的老实人对妻子显得有些愧疚。他说：“既然大家信任我，投了我的票，我就要对得起大家。”
余锦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林改前，卖一支标准毛竹除去各种税费只能收4.5元，现在可收12.5元，全村每年可卖毛竹20万支，纯增收入160万元;现在卖一立方米木材比林改前净增300元，全村每年可卖木材1300立方米，纯增收入39万元。竹木收入人均增长2000元。
三年光阴荏苒，一场山乡巨变。在长水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如同土地家庭承包改革一样，将林农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也使林业走上了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之路。在结束采访离开长水村时，记者看到青山如黛，细雨中的竹林树木郁郁葱葱，它们仿佛在扬手送别，也仿佛招手欢迎。送别昔日的忧伤和悲苦，笑迎今天的美丽与幸福。
林改极大地激发了林农的生产热情
手握林权证，余锦冰夫妇对未来充满信心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是林改后农民的真实心声
但召阳通过养蜂和山林的收入使孩子读上了大学
但召阳制作的板笋
林改后林农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图为张绪红向记者畅谈他的旅游设想
产权交易中心的设立让林地能够依法合理流转
The Wisdom of‘Grassroot’
Open the Door of Forestry Reformation
“草根”智慧
开启林改大门
——福建洪田村林改纪实
文/摄 本刊记者 耿国彪
2003年起，在我国福建、江西、辽宁和浙江等省先后开始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场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蔓延，使我国69%国土面积的山林获得新生，以蓬勃之势引领山区农民走上富裕之路。
就是这样一场被称之为农村“第三次土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谁又能想到它的发端竟是一个大山里的村庄。就是这个地处福建省永安市大山里的洪田村，在10年之前经过几天几夜的激烈争论，26名村民代表以他们的“草根”智慧推开了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门。
“草根”智慧 破解山林难题
洪田村，福建省中部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位于永安市洪田镇上，有3个自然村7个村民小组，共200多户人家。这里山多田少，23218亩土地总面积中，耕地只有1017亩，山地却占了18908亩！
说起林改，时间得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早在1981年，洪田村就进行了林业“三定”工作，1984年又开展了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革。但这两次改革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最核心的产权问题。村民们耕山、育林、护林照样没有积极性，而乱砍滥伐歪风却盛行一时。
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邓文山和时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赖兰亭，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期，胆大的白天砍，胆小的晚上砍，其他村民觉得吃了亏，也纷纷参与进来，连大年初一晚上都有人摸上山去砍树。当时在村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想富，快砍树，一夜变成万元户”，可见洪田村当时盗伐现象多么严重。
村民盗伐，可苦了村干部。他们白天晚上满山巡查，“受的那个罪就别提了！”赖兰亭说，“夏天满山都是花脚蚊子，一咬一个红点，一抓肿起一片，连风油精都不敢擦，就怕有味道让盗伐者嗅到后逃跑！”一个个通宵巡查下来，山路上奔波，荆棘间穿行，满身刮痕疲惫不堪。好容易逮住一个，可是，那人全家老幼齐出动，守在村干部家里又哭又闹，说是顶梁柱抓走了，日子没法过了！
村干部多次召集村民代表商量解决的办法，可大家说，山上的林木虽然人人都有份，但自己的那份究竟在哪一片山上，也不知道不法分子偷了谁家的？反正这么多年大家也没得利，乡里乡亲的，何必得罪人呢!
眼看一座座山头转眼间就被剃光，森林资源可不能再这样破坏下去！多少个不眠之夜，邓文山和赖兰亭聚在一起苦苦思索，烟抽了一包又一包。乱砍滥伐主要原因十分简单：产权不明晰，群众“靠山却不能吃山”。
“那这山地，能不能也像土地一样，分给农民？如果不分山到户，怎么能让农民不乱砍滥伐？洪田村九山半水半分田，不分山农民吃什么去？”
“分山到户，无论对保护生态、发展生产，还是增加群众收入，肯定有益。虽然这事还没有政策依据，但出于公心，办有利于群众的事，应该错不到哪里去。”
“大不了就不当这村干部了！”邓文山和赖兰亭下定了决心。就这样，1998年7月，一项伟大的改革，在洪田村开始酝酿实施。
从7月到8月，村里一连召开了20多次村两委和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分山到户。事关利益，大家各抒己见，无法统一。村两委最后决定：把小组长和村民代表叫到镇企管办的会议室集中讨论，村里统一置办伙食。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村民们吵吵嚷嚷，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村支书邓文山狠狠地掐灭了烟头，他叫人从会议记录本上扯下几页纸撕成小纸条，每人发一张：“你们同意分山的写‘同’，不同意分山的写‘不’！”无记名投票结果：80%以上的村民赞成分山！
分山到户的决议，就这样诞生了。不经意中，洪田村成了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小岗村”。
然而，分山要比分田复杂得多：山有肥瘦，林有好坏，生长周期长，又有地被物，而且没有上级明确的红头文件精神，四周也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如何做到公平公正？还是那个道理：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来想办法。
洪田村充分发挥了全体村民的聪明才智，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讨论，不断完善，终于定出了一整套“均山、均权、均利”的办法。
先是摸清家底：最终确定可以发包的山林面积9109亩，林木蓄积量2.1万立方米。再是实行分山到户、联户经营：将估价后确定发包的山林，按1998年9月30日在册的合法人口进行均分，每人分得山地6.2亩，木材蓄积量16立方米。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以户为单位不利于经营管护山林的实际，洪田村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步，把山林按全村总人口平均分为三大片，好山、差山进行搭配；第二步，把每片分成两个队，每队又分成两个组，4个组再次进行划分，最终形成16个经营小组；第三步，通过“抓阄”确定各自所有的山林；最后，分别与洪田村委会、村林业合作社签订为期30年的承包合同。
在把商品林分山到户的同时，洪田村把生态公益林以捆绑的形式，落实到承包户或联户管护，管护工资也分给承包户，如果发现生态公益林被砍，不仅管护工资要追回，而且还要“砍一罚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他们以自己的“草根”智慧，化解了至今仍困扰许多地区的公益林管护问题。此外，洪田村针对如何兼顾集体和个体的利益、如何处理因为人口增减带来的利益不平衡这两个分田分地后十分难办的问题，都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对其它地区都具有示范效应。这样，村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村集体也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以切实为村里的公益事业进行谋划和实施。
“林权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走到现在，进行得很艰难。没有既成的章法，更没有现成的经验，但我们始终坚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创新的精神、改革的办法破解遇到的难题，在不断探索中开拓前进。正是坚持了群众路线，洪田村这个林改方案考虑得比较周全、比较公平、比较长远，与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十分吻合，也为福建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了鲜活的经验。”福建省林业厅黄建兴厅长这样评价。
“草根”实践 把山当田耕，把树当菜种
林改十年，洪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权明晰引发了群众冲天的劳动积极性。林改以来，全村造林更新面积达2113亩，森林资源总量从9.6万立方米增加到11.8万立方米，增长了23%。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村民们夜以继日地巡山护林。林改以来，全村没有发生一起盗伐案件，也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站在附近的山上，俯瞰洪田村，在绿树掩映的山峦之中，一个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尽收眼底。一座座三四层的小楼，以鲜艳的色彩和青山绿树形成鲜明的对比，仿佛一只只欲飞的蝴蝶，落在山林深处。
“林改前，全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而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5800元；林改前，村集体收入几乎没有，2006年村集体收入达到40.7万元，其中林业收入占了一半。村民们都说，现在的山林是一家永不关门的绿色银行。”邓文山说。
邓文山带记者来到了自己承包的山林，这里已经有3、4年树龄的杉木和桉树长势旺盛。他告诉记者这片山场有30亩，过去是一片荒地，没人要，他承包过来后精心侍弄，如今已经是一片郁郁葱葱了。“过去造林，一锄头一个坑，树活不活听天由命。现在不同了，这山，这林子都是自己的，大家把山当田耕，把树当菜种，挖大坑，下基肥，舍得投入。正是由于山林属于了自己，大家才真正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耕种。”
钟昌信原来是洪田村有名的贫困户，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才9岁，就由母亲领着，从外地逃荒来到洪田村。林改前，钟昌信的母亲长年卧病在床，他30岁上娶了个又聋又哑的妻子，孩子又多，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土里刨食，一家人还是穷得吃没得吃、穿没得穿，虽然当地政府也给了一些救济，但改变不了生活拮据的局面。“那时候，炒菜前一小块肥肉一抹锅底就算下油，一年只在端午和春节吃上两次肉。”钟昌信说。
林改后，钟昌信的收入大大增加：山林有收入，田地有收入，村子里办了木材加工厂，家里人到厂里就业也有收入，加上自己勤劳能干，在林子里养鸡，一年养两轮，一轮500只，一只赚五六块钱，这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如今，钟昌信彻底拔掉了穷根：家里电视、手机一应俱全，还买了两辆摩托车、一台拖拉机；大儿子娶上了中意的姑娘，年前添了个千金；二儿子也有了女朋友，两人卿卿我我，正在热恋中。钟昌信家门口，规划中的新楼房地基已经打好了。正在自家山林里喂鸡的钟昌信动情地告诉记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林改后会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
洪田三组村民童庆才告诉记者，从1981年到1998年，他们从山场分过两次钱，两次一样，都是每人21元。林改后，一次每人就分到几千元。“等这片山到了砍伐期，卖木头，我们还可以受益。”59岁的童庆才对未来充满憧憬。
由于实行了兼顾集体的分配原则，洪田村村财有了保障，2006年村财收入达40.7万元。有钱好办事。近两年来，全村共投入20万元对自然村公路实施水泥路面硬化，全村建沼气池130口。此外，村里建立起农村医疗养老制度，按月给年老者发放生活慰问金；还建起图书室、宣教中心、老年协会、农民夜校、治安联防队，组建健身秧歌队、龙灯队等，丰富农民生活。
曹礼椿老人告诉记者：“6月22日，赶在下半年到来之前，洪田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把村里113名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补助金，由原先的一年发一次增加到一年两次。现在好呀，我们不仅自己的山林租赁出去有收入，村集体还发养老金，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如今，在洪田村，孩子考上大学，村里给一次性奖励；村民参加合作医疗，村里每人补助20元，上养老保险，村里补助50%……“老有所养、困有所帮、幼有所教、病有所医”，正大步走进洪田村村民的日常生活。
“草根”英雄 由林农到林商的转变
2003年福建全省推行林改后，永安市率先成立全国第一家林业要素市场。在那里山林的经营权可以流转、拍卖，林权证可以抵押贷款。谁知道，在我国林业史和农村信贷史上的这两大突破，也是源于民间智慧。
今年70岁的赖兰亭，是村里见多识广的“高人”。1984年他就提过林权抵押贷款，但没获支持。贷款的要求变成了合资造林。2002年，在他联户经营的林地中，有一块杉木林地要转让。有人提出以每亩300元的价格受让。赖兰亭急了：“这人怎么这么没思想？造林工资也不止300元，还养这么大了才给你。”于是，赖兰亭心里开始筹划一个类似于拍卖的计划。他首先通知自己认识的木材商人自己有一片林地要卖，然后就在村子里大造舆论，造成大家纷争的局面。这一招还真灵，最终这片山场以每亩1250元的价格成交。当时，村里一片哗然：“哇！1200多元，我们才卖300多元。”。
“林权证能值多少钱？有什么用？”拿到林权证的邓文山当时这样问洪田镇党委书记陈兴珠。陈书记给了明确的答复：“和房产证、土地证一样，林权证可以抵押、流转。”明晰产权只是林改的第一步。林改要真正见成效，必须进一步深化，进行配套改革。建立规范的林权交易中心，就是各地配套改革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或许是受了赖兰亭的启发，洪田村在林改中，积极开展林权证抵押贷款探索，获得永安市农村信用社提供的80万元抵押贷款，解决了林农扩大林业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其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为林改综合配套工作全面铺开提供了操作“范本”。
洪田村村民许仁其和几个朋友在林业要素中心买到150亩间伐木材的指标，半年后砍伐下来，600立方米木材赚了3万元。他说，以前是去赶集，如今是去赶信息。
村民许正全住在自己刚刚建成的三层楼房里，房屋格局与城市一样，加上楼下的店铺有三四百平方米，很让人羡慕。许正全告诉记者，他是用林改后的第一笔分红与人合股办了竹木半成品加工厂。当年他贷款5万元，第2年就还上了。评估中心评估他们的山场为10万元，有了林权证，贷款过程很顺利。现在，许正全家里买了电脑，还买了一辆皮卡车，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许正全正准备开始间伐自己中标的一块山场，他预计半年的时间可以完成，能赚到10万元左右。
虎山合作林场有限公司是林改后由获得林木所有权的林农自发重新组织的联合体。它改变了一家一户生产经营的模式，提高了林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水平。短短的一年间，公司股东从开始的15户增加到57户，经营山林面积达1.4万亩。
为实现林业效益最大化，跳出传统林业、拉长产业链，洪田村以项目带动林竹产业。他们积极招商引资，兴办了亨雅竹业公司，利用当地竹林资源加工竹地板。按照“公司+协会+农户”的模式，采取定点培育、定向收购的方式，通过村竹协会开展竹林生产、销售等一系列服务，辐射带动村级配套半成品加工点15个，年消耗大口径毛竹150多万根，安排农村劳动力280人就业，其中有外地100多人，直接为农民增收1500多万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项改革的酝酿、发起乃至实施，无不浸润着它“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壤”气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一样。以“草根”智慧率先开启的林改，不仅使洪田村广大村民富裕了起来，更重要的是他们观念的转变。现在很多村民已经跳出了山林种植的老思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由林农到林商的转变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也是市场经济大潮中农民的警醒，只有市场搞活了，资源完成了到资本的转换，外部资金才会关注林业，也只有这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才算真正实现我们预期的目标！
俯瞰洪田村
①林权证的发放使林农吃下了定心丸
②洪田村十年前自发林改档案
“把山当田耕，把树当菜种”使林农的收益大大提高
①洪田村党支部书记邓文山向记者讲述林改十 年的巨大变化
②三年时间邓文山承包的荒山已经绿树成荫
林业要素市场使资源变成了资本
手握鼠标，许正全已经完成了由林农到林商的转变
农民手里的林权证和城里人的房产证一样可以抵押贷款
Forestry Reformation
in Xiaogang Village
林改“小岗村”
——辽宁省宽甸县四平村集体林权改革侧记
文/ 本刊记者 王玉玺 耿国彪
摄/ 本刊记者 王玉玺
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双山子镇四平村，是辽东山区的一个小村。全村分10组，1485人，人均耕地1.5亩，人均山林近40亩。全村有公益林3万余亩、商品林2.5万亩。
和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村民按红手印分田到户相似，在2003年2月，该村第十组的29户农民做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在王树祥、王树贵、韩福民三名老党员的组织发动下，全组村民表决通过并按下红手印，秘密地将4620亩集体山林均分到了全组124口人的头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红手印事件”引起多方关注，拉开了我国北方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大幕。
盛夏的7月初，久旱不雨的辽东山区喜降大雨。经过长途颠簸，记者冒雨来到四平村，走进青山秀水，探寻这场林改始末，感受山乡巨变。
二十九个红手印
在四平村十组，当年“红手印事件”的组织策划者——今年已经62岁的王树贵和他66岁的哥哥王树祥，以及十组组长韩福民，向记者详细讲述了这次林改的经过。
辽宁实施天然林禁伐保护后，木材价格上升。不法分子瞄准集体山林，辽东山区乱砍滥伐现象严重。由于四平村十组山林质量好，一些外村人纷纷来偷砍。王树贵说，“因为是集体的林子，别人来砍大伙也不觉得心疼，也不上心去管。有人白天偷夜里砍，到半夜，山上还不时传来伐木声。”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不制止，老祖宗留下的这点林子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败祸尽的！”时任村民组长的韩福民说：“2003年初，我和老党员王树贵、王树祥秘密商议，提出把全组集体山林均分给各家各户。”
这个想法一提出，绝大多数群众都赞同。王树贵回忆说，当时国家并没有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他去请示村支书张春义，村支书认为村委会决定不了这事。乡林业站则明确不支持将集体山林分到户。
这样，他们只能以承包管护的名义来分山林。韩福民说：“那时，为了保住山林，为了让村民群众把山林当作自己的东西管好养好，有个好的生活环境，我们三个人不怕坐牢、不怕得罪人、不怕留下罪名，冒着风险也要把林子分掉。”于是，他们多次召开村民会议，组织全组31户村民集体投票决定，绝大多数村民都赞成分林子。为了留有凭据，有29户村民当场在会议记录上按下了红手印。在三位老党员的组织下，顶风冒雪，历经一个多月，到2003年2月17日，全组4620亩集体林用最原始的方式平均分到了全组124口人的人头上。
如今，十组农民都有了林权证。说话间，王树贵从腰间拿出钥匙，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林权证给我们看。韩富民说，“有了林权证，老百姓心里踏实了。20多年前，国家把农田土地都分给俺们了，不是搞得很好么，粮食产量也上来了，各级干部也不用为老百姓种地操心了。”
村民们认为，山林该分，将山地和林子分给各户是件大好事，分了后大家都高兴。通过签定承包合同，明晰了林地使用权、林木经营权、处置权和收益权。60年的山林承包期，使林农吃了定心丸，村民满意叫好。
分到山林后，村民护林造林热情空前高涨，不仅有效遏制了林木盗伐，保护了森林资源，还极大拓展了村民的生产空间。山野菜、林下参、大枣、板栗等给村民带来不菲的收益。村民王春铃说：“我们家种了20多亩得细辛，头年卖了一批，挣了1万多块钱，现在村里都在家搞林下经济，这满地得参就是满地得钱啊！”
林改后 山林更绿更密
早在1934年，四平村曾是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创办的东北第一个红色抗日民主政权——平乡政府所在地。70年后， 四平村农民在党员的组织带动下，率先探索集体林权改革，创下北方地区林改两项第一。
2003年初，四平村十组村民自发把山林分配到户，敲下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第一槌。
2006年6月，四平村十组29户群众自愿将分到户的山林联合起来，组建成立了农民家庭合作林场大木柱林场，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家农民家庭合作林场。
带有原始意味的林权改革在四平村效果立刻显现。林改后，山还是那座山，可那已经是农民自己的山，广大农民有了发家致富的第二块责任田，造林、营林、护林、发展林地经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掀起了植树造林和发展林下产业经济热。如今，四平村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生态良好，到处山青林茂。十组的山上更绿了，河里有水了，水里有鱼了，地也增产了，村民安居乐业。
近两年全村完成造林2300亩，是改革前的1.5倍。大家争着种树、抢着种树，甚至因为种树闹起了纠纷。68岁的农民周桂英栽树栽红了眼，去年她丈夫去世土地调整，由于忘了这事，她今春在已调整给王树江的地上栽了175棵落叶松，两家发生纠纷。王树江看不上她的树苗质量，非要拔了重栽。经过韩福民调解，王树江赔偿给周桂英65元树苗钱。
韩福民说：“去年全村造林两万多株，今年造林却不到两万株。为啥？成块的荒地越来越少，老百姓造林积极性高，几乎无地可造！”
林下致富路
与南方林权改革不同，辽宁省的林权改革更加复杂。因为南方绝大部分是竹林，生长期短，经济见效快。而辽宁东部山区多半是天然林，生长期长，必须引导农民发展林下经济和林木伴生产业以求致富。只有做好林下产业发展这篇大文章，才能确保林改的成效。
四平村的山林由于林下植被过于茂密，植物的光合作用实现不了，种什么都不长，急需对现有林地进行适当抚育。在县里的扶持下，四平村十组组建的大木柱林场制定了章程，编制了森林经营方案，建立了森林资源档案，林业实现规模经营、集约经营、科学经营。去年，该场通过透光抚育采伐330亩林地、300立方米，涉及到的11户41口人，人均增收700元。这是林农林改后得到的第一笔实惠。2006年，全村人均收入3367元，其中来自林业的收入1885元，占总收入的56%，比上年增加475元。
王树江说：“明年，我要把残次的刺槐林改造，种上落叶松。将来，我还要栽植大叶芹、五味子，养殖林蛙，林下产业的多种手段都要用上。”从今年到2010年，林下产业每项每年都要新增面积200至500亩不等。计划到2010年，全村实现农业总收入80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
宽甸县林改办副主任孙善福说：“现在间伐的树木，可以卖树杆、大柴，还有些利用不上的，粉碎成锯末装袋用于食用菌生产。”去年，尤凤安、尤凤全两兄弟栽培7000多袋香菇，扣除成本，每户净得纯利润1.5万元。目前，全村民组有5家栽培香菇等食用菌，总计两万多袋。十组的农家妇女每年秋天上山捡山核桃和榛蘑卖，张秀芹、尤凤香两位妇女几天工夫就挣了一千多元。
村长张春义说：“分林入户后，村民在自己承包的山林上有了长远打算，他们视林木为摇钱树，视林地为聚宝盆。”近两年来，十组发展林下参100多亩，山核桃园100多亩，利用枝桠梢头发展食用菌3万多袋。科学利用伐区剩余物，组织农民发展食用菌产业。四平村四组村民刘运清去年发展香菇2万袋，收入10万多元，今年发展3万袋，预计可收入15万元。一组村民荆贵福一家四口人，分到100多亩山林，现已在适合的地方种植10亩林下参，有的已经开花结果。村民付庭云一家三口，也种了10亩林下参，老付每天都要上山去看看林子。虽然眼前还未见效益，但他对山林充满着美好的希望。
配套改革 林改的持久推动力
对于集体林权改革，宽甸县领导曾经说：“对林改完毕的地区，更要做好解除农民后顾之忧的工作，帮助农民解决林地生产和发展问题。”在四平村十组，农民也道出了自己的苦恼和后顾之忧。他们最苦恼的就是用林权证抵押贷款，但信用社却不给贷，因为用天然林抵押贷款的政策没完全放开，当地只给人工商品林的林权证进行抵押贷款。
孙善福说，林权抵押贷款流程对于农民来说有些复杂，整个贷款过程要经过申请、登记、评估、审批等环节，如何让农民手中有证、合理用证，看来相关管理部门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从农民们的需求上看，他们有“三盼”：一盼国家的政策能够长期稳定，农民们能尽快地详尽了解；二盼国家政策要适当倾斜，比如在林权证抵押贷款上，政府应该适度进行贴息，帮助引进资金以解发展林下产业的燃眉之急；三盼相关部门的服务要到位。
事实上，集体林改的主体改革到位后，政府及林业部门一直在紧抓配套改革。2006年7月，宽甸县政府率先在辽宁省乃至我国北方地区建立了第一家林业要素市场，并有一整套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适应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成为集体林主体确权到户后，配套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林业要素市场成立以来，已办理森林资源流转登记1229份，流转面积23.9万亩，流转资金6800万元；办理林权初始登记674份，面积8.5万亩。办理林权证抵押贷款登记110份，县农村信用联社放贷1400万元，抵押森林面积22829亩。还受理金融部门委托的评估业务，对4175亩林地林木进行了评估，评估总额2120万元；开展林业科技与法律服务、林业劳动力服务等业务。
山上增绿，林下兴业。按照规划，到2010年，全村将增加造林2800亩，7000多亩的林地长出的板栗、山核桃、林下参、食用菌、林下红松将为林农们带来更多致富的希望。
王树祥(左)、韩福民(中)、王树贵(右)向记者讲述29个红手印的故事
林业要素市场盘活了山林资源
林改的阳光让山林焕发了青春
在林下经济中，香菇成为四平村的重要增收来源
种在自家地里的人参就是林农的绿色银行
林改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达到了双赢
The First Village
of Prospering Foresty and Making the People Rich
兴林富民第一村
——浙江临安白沙村集体林权改革探访
文/摄 本刊记者 周宇
浙江省临安市白沙村，一个掩映于茫茫大山中的偏僻山沟，土地不过一隅，人口不过数百。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地方，不仅因为全村年收入超过千万，人均年度纯收入超过1.5万而名扬浙东，而且其秀美的风光，清新的环境，良好的服务，也吸引着八方游客。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里成功地进行了集体林权改革，并采用了成熟的经营模式。白沙村二十年来根据自身的情况，积极开展林权改革，摸索各种林权流转机制，率先成功实现了兴林和富民的目标。在白沙村采访的几天里，一路上同行们总是在不停地交流着这样的问题：“白沙村的集体林权改革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记者在采访中也利用一切机会去寻找答案。临安市政协副主席翁东潮一语道出了天机，“我们就是要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定山定林定心，问绿水青山要金山银山。”翁东潮曾任临安市主管林业的副市长多年，是白沙村林权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见证者，记者经过几天的采访后对他的这句话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卖木头 伐树毁林行不通
白沙村位于临安市东北部，是太湖水系南苕溪源头，北靠亚洲最大的天荒坪蓄能电站，全村500余人，总面积12029亩，林地占全村土地面积的95.3%。森林覆盖率94.9%，全村地形以陡坡为主，平均坡度大于30，是典型山区村，是临安三宝(茶叶、笋干、山核桃)的集中产地，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然而在二十年以前，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却是十分贫困。民谣“白沙村石头多，出门爬坡，吃的六谷糊，住的箬竹屋”是该村农民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80年代初分山林到户以后，村民在欣喜之余不免有几分担忧。喜的是手里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片林子，忧的是不知道这片林子在自己手里能不能长久。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加上当时伐木收入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穷怕了的村民一分到林地，就纷纷上山砍树。当时这里农民80%的收入来自“三木”，即木材、木柴、木炭。据统计，当时白沙村年采伐木材达到350立方米。提到那些年上山砍树的经历，村民吕建忠说，“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才下山。把木头背到公路上要走四五里山路，到头来还挣不到几个钱。”村民刘雪璋更是干过这样的傻事：他把自己承包的一块20亩的笋干竹山年年砍光。问他原因，他说，“那时候还是不太相信政策会长期不变。” 滥砍滥伐破坏了环境，却并没有让白沙村人富裕起来。白沙村森林覆盖率从1983年的91.9%下降到1988年的90.4%，而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只增加了不到600元。大批天然林被毁，复层林变成了单层林，森林质量大幅下降。地处浙江省暴雨中心的白沙村在1988年和1990年连续两次遭遇暴雨袭击，洪水冲毁了房屋、农田和村里的公路。由于长期围着木质资源转，走单一经营用材林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林分质量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出现了“山光人穷”的恶性循环，成了有名的贫困村。小伙子纷纷外出打工，姑娘远嫁他乡。
痛定思痛，白沙村的干部意识到，要改变砍树为生的路子，关键是要使村民相信党的林权改革政策不会变。为此，乡、村干部多次召开会议，向村民宣布山林到户政策长期不变。如何走出一条既能促进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又能迅速增加农民收入尽快脱贫致富的林业发展新路子，成了当地农民的最迫切要求。
靠山吃山致富路
正当全村人为如何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一筹莫展时，临安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王安国给村民指出了一条扔掉斧头也能致富的路：发展“非木材资源”——竹笋、茶叶、山核桃，发展经济林，进行深加工。王安国长期就扎根白沙村，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方法，并发展了一批科技示范户。村民夏宏根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成为第一个笋干竹低产林改造科技示范户，开发了地上茶叶、中间笋干、上面核桃林地复合经营方法，大大增加了林地的非木质资源收入。在他的带动下，其他村民积极培育茶叶、笋干、山核桃，大力发展非木材产品。白沙村人砍伐木材少了，而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夏玉元告诉记者，1990年，全村砍伐了500立方米的木材，人均收入只有840元；到了1997年全村只砍伐了30立方米木材，人均收入却达到了3400多元，非木质林产品的收入占到了90%以上。
今年45岁的吕建忠是当年全村的“砍树大王”，1990年一年全家3000多元收入，2000多元都是砍树得来的。到了1998年，培育山上的40多亩经济林每年有8000多元收入。他说：“林改带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挣钱容易了。一年只要在9月份忙一个星期，平时清理清理杂草就行了。”村里的护林员伍建国也告诉记者，从1991年当上护林员到现在，自己的工作越来越轻松，主要的工作已经从防止滥砍滥伐变成了森林防火，“刚开始每天都要上山巡查，后来两三天一次就行了。”
放下斧头植树，果树枝头“摘钱”，白沙人靠“卖山货”尝到甜头。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超过300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次，白沙村人靠山吃山真吃出了滋味。一个彻底使白沙村人脱贫的绝好机会适时降临。
生态游 辟出新天地
几年的辛勤努力换来了经济林建设的丰硕成果，到九十年代后期，进入投产期的山核桃、雷竹郁郁葱葱、硕果累累，不仅绿了山头也富了钱袋。此时白沙人95%的收入来自山核桃、茶叶、笋干等非木质资源的开发。有的农民连政府下达给他的采伐指标也不用，烧饭都用煤气灶。非木质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使农民收入摆脱了对木材资源的依赖，白沙村山上的木质资源得到了休养生息。山上薪柴通过封山育林成为色彩多变、林相丰富，且能涵养一方水源的风景林。
郁郁葱葱的树林使这儿的山变得生机盎然，曲曲折折的水则赋予了它灵性。白沙的水是多变的，在山势平缓处，溪水顺势而下，静静流淌，唯美而永恒；在山势陡峭处，山泉奔腾而下，拍打巨石，卷起雪花千堆；蜿蜒处形成潭，潭水清洌可人，游鱼可数，宛如美丽的处子。山上、涧中那一块块散乱的石头因为有了绿色的衬托而显得错落有致、浑然天成，宛如江南园林中的置石。白沙村夏书记用自产的茶叶泡茶请我们，只见一朵朵碧绿的茶叶荡荡悠悠地沉入杯底，一股醉人的清香扑鼻而来，微啜一口满腹生香。这林中物与涧中水就这样成了绝配！山、水、林、石与好客的白沙人一起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江南山水园林画卷。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临安实行第二次林权改革。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的原则，实行三权分离，白沙人将自留山以入股的方式集中经营。而此时此刻白沙农民收入再要大幅度提高却很难，农民迫切希望这生机勃勃的山水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实惠。
这时，中国林科院的竺肇华教授陪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本诸沙先生来白沙村考察。当时，也许白沙的村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竺先生的介入是白沙林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当本诸沙先生看到白沙良好生态环境和美丽的森林景观时，提出了发展生态旅游的建议。同时，他还出资支持竺肇华先生主持发展生态旅游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该项目支持下，临安市林业局王安国高工赴广州参加“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培训班”。1997年该项目专门在临安召开了“临安发展生态旅游专家研讨会”，白沙村以及当时的临目乡(即现在的太湖源镇)领导在中国林科院、临安市林业局等科技人员帮助指导下，形成了发展生态旅游促进山绿民富的新思想。
1998年，在充分听取村民意见后，白沙村将村民一组、五组的2000亩林地的使用权转让出去，引进临安生态旅游开发公司，开发太湖源生态景区，完成了从“经营山货”到“经营景观”的转变。根据协议，旅游公司获得景观的经营权，而每亩林地的资源、产品收入仍然归原来农民所有。太湖源生态旅游区于1997年开始营业，当年就产生了良好的的效益。2000年全村总收入就已达374.2万元，人均7493元，大大超出了全市农民人均4568元的纯收入，其中旅游收入达到了131万元，人均2636元，占收入的35%。2003年3月25日，太湖源镇被国家环保总局命名为“全国优美乡镇”。
2001年，白沙村进一步完善林权制度改革，延长了农民山林承包期，颁发了林权证，延长了旅游公司山林使用权流转期限，从25年延长到50年。这进一步激发了村民和外来投资者的积极性，森林保护和生态旅游迈上了新台阶。目前，全村从事“农家乐”的农户达到100余户，从业农民240余人，2006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74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5万元。
从此白沙村富起来了，远走他乡的白沙村民回家了。稍有资本的农民开起了餐馆、旅社；原来靠砍树、烧木炭为生的农民成了开发和参与生态旅游的生意人；农家女也不再养有深闺人不识，她们走出闺房参加各种培训，成了种植业、加工业的能手和导游、售货员、服务员。
林改先锋的启示
在白沙村采访过后，其林改兴林富民的模式也引起了记者的一些思考，白沙村的历程不仅仅是山绿民富，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
首先，通过林权改革、林地流转之后，促进了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白沙村村民王世新有一个外号，叫“王百万”，村里人都说他至少有100万元存款。记者采访当天没能见到这位“王百万”，他的妻子告诉记者，他去安徽联系山货生意去了。村支书夏玉云告诉记者，“王百万”是白沙村山货营销队伍中的带头兵，像他这样专门做生意的“农民”现在有40多个。
林改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农产品极大丰富，农村中出现了像“王百万”这样的营销队伍。土地流转给外来投资者发展规模化经营后，有了剩余劳动力可以发展农家乐等旅游项目。生态旅游还吸收了更多外来的剩余劳动力，也使林产品的经营方式更趋合理化，促进了各项产业的发展，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如村里就组织了农家乐协会，对从事农家乐服务的村民进行统一培训，统一价格，实现了资源共享。
其次，林权改革林地权属确定之后，也促进了各种产业的分类经营，山货贸易、旅游服务等产业的分工越来越细，森林的管护工作也更加细化，真正实现了由“砍树”向“看树”的转变，走出了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
最后，在发展各种林产经济的过程中，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都得到了同步提高。现在村里挨家挨户都是别墅式的小洋楼，部分人家还拥有汽车。村里的公路和城里一样，处处有明亮的路灯。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活环境，村里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实现了集中处理，这在中国的山区农村是不多见的。由于大多数村民都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对于文明经商、文明待人都有很深的体会，因此现在走进白沙村，家家都是窗明几净，处处都是面带微笑的村民，他们正在向世人展示着“兴林富民第一村”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