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祖康到外交部工作不久，回到家里探亲。临走时，看见家里困难的状态，就把身上穿的衣服和袜子都留给了父亲，而自己穿着父亲的旧衣服与旧袜子赶路回京。在溧阳换车时，由于天色已晚，沙祖康决定住在这里，在旅店里他遇到了麻烦。
旅店服务员看到沙祖康穿得过于破旧，担心他付不起住店的费用，就说没有房间了。沙祖康当时很生气，于是他拿出了自己外交部的工作证。没有想到，服务员的态度又转到另外一个极端，把沙祖康领到了旅店里最好的房间。沙祖康后来告诉家人，他硬着头皮住了下来，认为第二天结账时肯定要出洋相，甚至做好准备,不行就把手表抵押给旅店。
沙祖康的二妹沙益英1993年到北京时，发现侄子沙磊的凉席是破的，电风扇也没有。而沙祖康本人还穿着破背心，袜子也是破的。当妹妹询问时，哥哥说，“将就这么过”。这一年夏天，沙磊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姑姑沙益英最后花了200块钱给侄子买了一个电风扇。
沙祖康的母亲是在2000年过世的。过世前的一个星期，母亲打了一个电话给远在国外的儿子，正在参加国际会议的沙祖康因为正忙，没有多说便挂了电话。
一周后母亲就去世了。这件事对沙祖康的打击很大。沙益英说，“大哥在母亲遗体安放的那间老屋铺上草席，一住就是三天”。
“其实我们也知道大哥真的是太忙了。”沙益英说，沙祖康完全就像一个“机器人”，一天到晚都在忙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才会去睡。“现在如果不吃安眠药，大哥已经睡不着了。”
沙祖康是兄妹五人中的老大，对于妹妹和弟弟们来讲，沙祖康是幸运的。当时，即使成绩好，也还要由村里推荐上学，因为沙祖康已经上了高中，村里就不推荐沙家的子弟去上学了。沙祖康的弟弟只上到了初中，后来就一直做农民。
沙家的小妹沙益芬，身体不好，在老家生活也比较困难。在大哥沙祖康赴纽约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这一个夏天，小妹沙益芬仍然在宜兴市里卖西瓜。
沙祖康的公私分明甚至表现在很小的事上。一次，沙益英给哥哥的办公室打电话，由于是长途，要求哥哥拨回来，沙祖康执意这样通话——因为办公室的电话是公费，说她花的钱，沙祖康个人给她报销。
沙益英说，大家能体谅大哥，也对大哥的正直表示钦佩，虽然偶尔也有一些不理解。现在沙益英是弟弟妹妹中生活最好的，她在宜兴市内买了一套160平米的大房子。大哥沙祖康看到妹妹的房子感到很高兴，感叹道，我妹妹住了这么好的房子了！
“妻离子散”的小家庭
1999年秋，时任外交部军控司司长的沙祖康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从方庄到外交部，要骑40分钟。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他甚至还向宜兴来专访他的记者沈重光传授经验：“这样的车才不会丢。”
同样，他不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的儿子沙磊住校，而是要求他每天骑车从方庄到北外，仅单程就得骑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沙磊每天要骑三个小时的自行车。
在儿子沙磊十多岁时，沙祖康领儿子回了一次家乡，对于一个居住在城市的少年、家里的独子，沙祖康却执意让儿子挑粪。沙磊没有干过农活，但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
沙磊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外交部，沙祖康一家三口成为了“外交之家”。
在外人看来，一家三口都从事外交工作是令人羡慕的，但沙祖康却形容自己的家庭是“妻离子散”。1973年沙祖康结婚后不久，就被单独派往斯里兰卡任大使翻译，并且一待就是7年。1995年至1997年，沙祖康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中国裁军事务大使，夫妇二人一同前往日内瓦，但儿子却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一家人又不得不分开。1997沙祖康回国任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而这时夫人又被派往印度大使馆，并在国外常驻8年。事实上，结婚以后的34年，夫人刘瑾凤和沙祖康之间聚少离多，分别的时间超过一半。
1999年秋天，宜兴同乡沈重光在拜访沙祖康时见证了这样一幕——儿子沙磊说：“我从父亲的身上，看清了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怎样以祖国和民族的事业为重，我觉得任何一个有志青年，都应该以此为榜样，并且应该为此准备作出某种牺牲。”
在场的父亲沙祖康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重重地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
行侠仗义的外交官
在中国历代出现的武侠小说中，“侠”常以超人形象出现，以武术除暴安良。“行侠仗义”，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希冀和愿望。沙祖康从小就喜欢读武侠小说，在中学因为在课堂看小说，曾被老师多次抓到，这一行为甚至还被写进了操行评语。
沙祖康当时读的是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而最常被提及的一本书是《三侠五义》。这本沙祖康最喜欢的武侠小说叙写了宋朝清官包拯在侠客、义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除暴安良的故事。大学老师蒋克记得沙祖康有一次对她讲，他“当干部一定要当包公”。
多年以后，沙祖康并没有实现他最初的向往，成为审官判案的铁面“包公”，而是进入了外交部，成为一名致力于建立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职业外交官，但这并没有影响沙祖康侠义精神的显现。在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外交场合，为捍卫国家利益，沙祖康常给人言辞强硬的印象。2006年，他接受BBC电台采访，在回答美国对中国增加军费的指责时，他说，“美国人最好在这个问题上闭嘴！”此话在美国传媒界引起震动，很多人认为这会成为中美外交的一个“事件”，但美国外交官们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太熟悉沙祖康的言辞方式了，也就是在国际外交界所谓的“沙氏风格”。
沙祖康在一次讲演中说，外交工作和个人的行侠仗义是可以挂起钩来的。现在国际秩序并不公正，很多事情不公道。作为中国的外交官，作为大国的外交官，至少应该主持正义。他说，大家都不主持正义的话，恐怕有的歪风邪气就要横行霸道了，那是不能允许的。
沙祖康就任联合国主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有人认为，从普通的外交人员到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的一生算是“平步青云”。在接受德国《欧洲经济时尚导报》采访时，沙祖康却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第一我不算“平步”，第二也没有“青云”，37年中也是一路坎坎坷坷、并不顺当。我的性格脾气，就决定了我并不可能太顺当，碰到什么事情，都喜欢发表个人看法，而且从来不刻意迎合别人的观点。所以可以想象，我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平步青云”，那可算是奇迹了！他的同学蔡锦秀也同样认为，以他的性格，他的一生已然是一个奇迹了。
沙祖康经常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家”，在强调自己言行具有农民风格的同时，他也经常说，自己要回到家乡当农民——他的家乡古城宜兴正是当年苏东坡晚年居住的地方，苏东坡曾在这里读书讲学、买田卜居、渴望终老。
沙祖康喜欢抽烟，37年就抽一个牌子“红双喜”。他也喜欢喝酒，没事的时候和朋友喝两杯。沙祖康身体很好，2003年，他的大学老师蒋克就曾见到时任中国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的沙祖康一个人和两个小伙子打网球，还占尽上风。他的另外一个爱好是游泳。对此，在日内瓦的外交圈甚至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沙祖康的佳话。
2004年，日内瓦举行瑞士的国庆招待会，各国使节都在日内瓦湖的游船上。沙祖康打完招呼就跑掉了，在车里他换好了游泳裤。当使节们在游艇上饱览湖光山色时，沙祖康却在水里向他们挥手致意，船上的高官们因此惊异地欢呼起来。
沙祖康说：我离开日内瓦最大的遗憾是什么？那就是我不能在日内瓦湖游泳了。
